（四）农村政治生态的变化
农村政治生态的变化也较大地影响着宗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土地改革以及 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极大地冲击了农村的宗族势力，使宗族势力一度“偃旗息鼓”。改革开 放后，由于家庭承包后互助的需要以及历史惯性等因素，宗族功能开始复归。但随着农村政治 生态的不断变化，促使宗族向新的形态转变。从村民自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影响着家族的演变。在牌坊村，这种影响尽管不像土改与人民公社那样 “狂风暴雨”，但至少也是“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 响越来越大。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集中体现，也是农民“自我组织”与“自我管 理”的集中体现，农民有更大的参与权，自主选举村委会。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后，尽管受家 族利益的驱使，人们在投票时表现出宗族优先的“非理性”。但随着自治的不断深化，农民开 始越来越倾向于选举真正的“能人”，毕竟这是事关福利的大事。在牌坊村，不投自己宗族候 选人的票已经不是个案，也不再是“有悖常理”的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影响到了 家族的功能，此前宗族势力的一度抬头与农村中精神文明的缺失是息息相关的，由于正式渠道 难以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要，才使得宗族组织发挥文化功能，弥补了农民的精神需要。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农村的大力展开，尤其是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与 价值观的宣传，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农民的民主、理性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这一影响更为明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的一次全面洗礼，对宗 族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提倡开放意识、提倡人们在理性基础上的合作、互 惠互利，牌坊村的合作组织开始兴起，经济利益逐渐开始替代血缘因素，这些都对宗族有所冲 击。
皖中农村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制度—经济—人的思想观念转变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经济改革促进了早期宗族传统功能的短暂复归，而改革的非同步性又促使了“文化堕 距”的出现，继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90年代中后期以后，“文化堕距”逐渐消失，宗族观 念、行为方式和整合形式出现全面革新，农村宗族开始了和现代社会全面融合的进程。因此， 宗族活动一度呈现出的负面影响只是暂时的现象，断定宗族最终消亡更是言之过早。村落宗族 的转型意味着宗族的传统特征越来越少，但这并不等于宗族组织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此间网络 宗族便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普遍建立起来。由此可见，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宗族组织正在 进行着不断探索、发展、转型的过程。
［参引文献］
［1］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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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景国:《中国百姓蓝皮书:城市化的十大焦点》，《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8］〔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著、中德译《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 页。
［9］《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0］钱杭:《家庭结构变动与宗族转型》，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16页。
［11］谈松华:《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简介］ 宋言奇，副教授，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城镇 化研究》副主编，;张建华，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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