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者、外交家柔克义两次入藏探险并发表大量相关涉藏著述以来，在20世纪不断有美国探险家入藏。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13位美国人进入拉萨［1］，其中两位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1892年4月6日，劳威尔·托马斯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是著名的作家、新闻评论员及旅行家。20世纪20年代劳威尔·托马斯一直做杂志编辑工作，30年代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之后曾一度转至全美广播公司，1947年再度回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劳威尔·托马斯在纽约的玛利亚教会学院建有自己的传播大楼，其历史档案就收藏在学院图书馆的专门部门——托马斯档案室。1976年美国总统福特曾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和他的儿子小托马斯。托马斯父子的拉萨之旅不但得到了美国驻印度使领馆的诸多帮助，在拉萨期间，托马斯父子还与当时年仅14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噶伦柳霞、索康分别会谈。回到美国后，托马斯父子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就其西藏之行做了汇报［2］。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后，一批藏人涌向印度与尼泊尔，美国政府在不便公开出面对流亡藏人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于1959年4月在纽约成立了以劳威尔·托马斯为主席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负责协调以“民间援助”为名的援助流亡藏人行动。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威尔·托马斯一直支持达赖喇嘛等制造民族分裂的活动。那么，1959年西藏叛乱后美国政府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援助西藏分裂势力？劳威尔·托马斯领导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如何运作并以此加强与达赖集团及印度政府的联系？这正是本研究力图探究的问题。
1959年西藏叛乱后美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的援助政策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外逃，这应该说是美国的夙愿。早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就曾秘密采取多种行动策动达赖喇嘛出逃。［3］1951年6月，美国国务卿给驻泰国领馆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提出：“达赖是一个象征，是亚洲抵抗共产主义的潜在领导人”，希望能够说服泰国接受达赖喇嘛到泰国避难。［4］
西藏叛乱后美国迅速做出反应。1959年3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0次会议备忘录中记录了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报告西藏形势的发展情况等内容。［5］美国政府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并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扩大，也不愿采取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但达赖喇嘛叛逃印度后采取了鼓励藏人逃往印度的政策，他还在与印度官员的首次会谈中提出希望印度政府无限制地接纳流亡藏人的请求。［6］同日，美国国务卿赫脱发表公开讲话，谴责中共在西藏“对人类自由的无情镇压”。［7］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出私人信函，祝贺达赖喇嘛成功出逃。［8］
美国认为，达赖喇嘛出逃将产生重要国际影响。1959年4月17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森在给参议员汉弗莱的信中说：“美国准备支持任何解救西藏人民的可行计划”，“我绝对认为西藏叛乱将产生重要长远影响。”［9］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讨论所谓的西藏“爱国者”问题，杜勒斯说：“目前他们都已聚集到西藏相当狭小的地区，非常可怜。他们没有食物，没有供给，请我们向印度政府说情允许他们进入印度”，“当然我们会尽全力帮助他们，但形势困难，中共已部署有效军力”。国务卿赫脱想知道是否可以使用PL480（1954年艾森豪威尔签署《农贸发展与援助法案》，使之成为一项法律，这就是美国480号公共法，简称PL480，是全球最大的食物援助项目。）实施援助，杜勒斯回答说：“我们正和红十字会的格伦瑟商量这个问题，可能印度会请求给这些难民提供食物。副总统发表意见说，他感到利用红十字会作为媒介帮助难民比美国政府直接插手要好。”国防部部长麦克尔罗伊“问政府是否要尽一切所能使中共对西藏的行动曝光”，并“提醒必须小心行动，不要刺激中共在西藏的行动，希望秘密帮助亚洲人民”。杜勒斯保证就这个问题开展工作。［10］
1959年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给艾森豪威尔的备忘录中说：“我们躲在幕后，目的是让那些受印度思想影响的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11］所以，西藏发生叛乱后，美国国务院“通知新德里使馆：美国目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会削弱叛乱在印度产生的影响。但我们预测随着难民的不断涌入，印度政府或者私人慈善机构会请求国际援助。我们认为美国的任何援助都应该是间接的，以避免给印度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援助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出于政治考量”。［12］“美国提供援助的方式可能是：（1）通过国际志愿救助局；（2）通过印度政府或志愿者组织转交印有PL480的农业商品；（3）国际红十字会渠道；（4）直接给印度政府捐钱。”［13］5月8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的备忘录中也明确记述了国务院副国务卿帮办墨菲的讲话：“避免提及美国政府卷入、通过非官方渠道提供援助非常重要”。［14］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资料看，这一时期，美国相当一部分政客在援助流亡藏人的问题上有惊人的共识。1959年4月15日，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阿什利给总统写信，将1959年的西藏叛乱与3年前的匈牙利事件相比，敦促总统盛情邀请达赖喇嘛到美国访问。［15］在回信中，白宫虽然对邀请达赖喇嘛访美不置可否，但明确表示“总统密切关注西藏人民的境况，希望美国能尽一切可能支持西藏人民反对中共的英雄壮举”。［16］4月17日，国务院官员在给参议员的信中也讲道：“美国要利用西藏的动荡形势支持反对中共的游击活动。”［9］4月25日，美国联合出版公司总裁威廉·麦克马洪恩就西藏叛乱后的形势与政策给总统提出六条建议，特别强调了援助流亡藏人的策略问题：“（1）范围广大并得到普遍支持的藏人反抗中共的起义遭到无情镇压，这可能比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更为敏感、重要，而且人口稠密的地方，这个地区受到日益严重的共产主义威胁，这个威胁是对佛教制度、和平主义、中立主义的公然进攻。（2）军事干涉既不明智也不现实。（3）美国不应采取任何掩盖真相的行动，或者说给共产党提供‘帝国主义干涉’的口实。（4）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该强调美国传统的人道主义。（5）任何行动都应该是由非政府组织扮演主要角色。（6）美国政府应该表明将全力支持他们制订一个负责任的计划，这将为以后的进一步行动打下基础。”威廉·麦克马洪恩还提议可“由劳威尔·托马斯这样的人出面来组织这样的工作”。［17］
西藏叛乱后，杜勒斯与达赖喇嘛及其兄弟保持密切联系。杜勒斯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讲话中说：“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并且致力于共同的工作。我们计划提供援助，已经与红十字会的格伦瑟讨论了这个问题。”［18］
显然，在援助达赖喇嘛的问题上，美国高层有一个基本共识：在冷战环境下由总统或中情局局长出面给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公开且高调的支持不合时宜，会被贴上“冷战标签”，美国需要一个表面中立的非政府组织来协调美国对达赖喇嘛及其“事业”的支持。由此便不难理解以劳威尔·托马斯为主席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很快于1959年4月中旬在纽约注册成立。
劳威尔·托马斯及其西藏情结
1949年7月31日，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托马斯父子自印度加尔各答启程前往西藏，于8月28日抵达拉萨，与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上层人士会谈，之后带回达赖喇嘛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函。在拉萨，劳威尔·托马斯通过录音向美国听众报道西藏情况。［19］《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该报自1847年创立以来几度易名。其中1860~1864年、1872~1963年更名为《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自1963年以来一直名为《芝加哥论坛报》。）等都有关于托马斯父子西藏之旅的报道。9月23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报道了劳威尔·托马斯在回国途中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伤严重的情形：“托马斯和他的儿子小托马斯离开西藏首府拉萨3天后，在经过一个17000英尺的喜马拉雅山口时，自马背上摔下来受重伤。这位57岁的新闻主播随身携带着达赖喇嘛给总统的信。托马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已经请求美国空军飞机进行救援。在印度边界，已有印度医生为托马斯进行诊治。”［20］10月7日，《纽约时报》报道：“托马斯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美国可以在西藏设立使团。而迄今为止只有少数的外国人能进入西藏。”［21］
1950年，回到美国的小托马斯出版著述《世外桃源——穿越喜马拉雅进入禁地西藏》。此书一开头便以设问的方式阐释了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为什么达赖喇嘛邀请他们父子入藏？回答是所谓的“西藏害怕共产主义”。书中讲道：“1949年夏，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解放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并且申明将很快解放西藏”，“这是到达拉萨后最主要的话题”。“得知中共意图后，西藏地方政府考虑如何让美国人了解目前所面临的来自亚洲共产主义威胁的严重问题。”［22］
从托马斯父子回到美国后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们西藏之行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美国总统、国务卿分别会见了托马斯父子。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有关国务卿艾奇逊的文件档案中，有一份1950年2月17日劳威尔·托马斯与艾奇逊的谈话备忘录。该文件记述：劳威尔·托马斯在谈话中提及了之前他与总统的谈话内容，说他自西藏归来有两个想法：一是有关黎吉生（黎吉生是英国人，印度独立前是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印度独立后继续留任拉萨为印度服务，是西方政界、学界有名的“藏学通”，也是对达赖喇嘛影响颇深的西方人士之一。）来美工作问题。劳威尔·托马斯向艾奇逊力荐邀请黎吉生到美国大学任职，并为此积极活动。二是美国与西藏建立联系问题。劳威尔·托马斯认为，鉴于西藏在宗教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等，美国应该了解西藏形势并鼓励西藏地方与共产党对抗。他还认为，西藏地形适合游击战，西藏地方武装可以抵抗外部进入西藏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对西藏的情况缺乏了解，因此有必要派一个“使团”入藏。为掩人耳目，表面上可以装成一支登山队。艾奇逊对劳威尔·托马斯提出邀请黎吉生来美国大学工作及派“使团”入藏的想法表示支持。［23］这说明，冷战高潮时期尤其在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后，劳威尔·托马斯既是援助达赖集团的积极分子，也是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代言人。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建立及其运作
1959年4月1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报道：“演说家、作家劳威尔·托马斯昨天宣布成立‘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托马斯已致函在印度避难的达赖喇嘛，表示支持西藏人民反抗共产党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今天我们组织紧急救助委员会以调动公众支持救助西藏难民。”［24］1961年9月21日，“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修订后的注册章程规定：“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治、无党派、无宗派的自愿慈善机构，其成立目的是：对因遭受共产党“压迫”而逃离家园的流亡藏人进行安置，提供帮助；从慈善机构、个人及其他公共组织募集资金和物品，直接给予流亡藏人以资金支持，或者与亚洲的慈善组织合作支持流亡藏人；任何个人包括董事、官员不能从中谋取利益，但付出劳动可以得到薪酬；机构的任何行动都不以营利为目的。机构的运作规则包括：每年4月的第4个周一举行年会，选举董事，听取上一年度董事会的工作报告；主席、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可以在任何时间召集特别会议，也可以由至少1/4的成员提出书面申请，由秘书召集特别会议；年度会议及其特别会议的法定参加人数至少达到会员（或者他们的代表）的1/3以上；机构运作由董事会负责，董事会由3~5人组成，每年选举一次，董事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召开会议时必须有1/3董事与会。［25］
1959年4月27日，“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负责人：主席劳威尔·托马斯，执行副主席马温·利布曼，副主席道格拉斯、格雷格森、约瑟夫·格鲁、周以德，秘书加塞德，财务主管小彼得·格雷斯。［26］从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身份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劳威尔·托马斯曾经是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国务卿之间的信息传递人，亦是达赖喇嘛制造民族分裂活动的强力鼓吹者；道格拉斯是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任职时间很长；约瑟夫·格鲁是美国职业外交家，曾担任副国务卿；周以德是资深国会议员，极其反共。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立后很快投入运行。1959年5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利用喷气式飞机给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运达了价值35万美元的药物。［27］6月3日，劳威尔·托马斯在《纽约时报》第23版用大幅版面发布了他的“1号报告”，标题是《逃离西藏》。在标题上方的显著位置是尼赫鲁的一句话：“急需药品”。这个由劳威尔·托马斯撰写的“1号报告”首先谈及的重要问题是：“西藏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劳威尔·托马斯说：“我们曾经在那金色穹顶的香格里拉度过一段时光，至今我们对西藏及西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那些经年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地、热爱和平的佛教徒们对我们非常友善。当达赖喇嘛逃离拉萨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年轻的领袖被迫穿越高耸的喜马拉雅山脉逃亡印度走向流亡道路时的痛苦，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他接着说：“我们和一些朋友协商后决定做点什么。在一周之内我们建立了‘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如苏丹·卡廷（苏丹·卡廷曾经3次入藏，2次进入拉萨，并绘制了由印度进入拉萨的地图。）是卓越的自然学家、探险家，西藏研究的先驱，撰有《火牛年及其他》等涉藏著作。最高法院陪审法官道格拉斯和我一样热爱喜马拉雅及其人民。”［28］
在“1号报告”中，劳威尔·托马斯援引“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驻印度负责人特拉维斯·弗莱彻的报告：“那里有1万名刚刚抵达的西藏难民，其中一些人在战斗中受了伤。他们与之前自11月份以来逃到这里的人会合。由于气候的突然变化，许多人生了病，当地不能提供充足的医疗救助，急需磺胺类药物、抗生素和维生素，食物、衣物也非常急需。请动员美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提供帮助。这是人道主义危机，急需钱购买所需物品。”“1号报告”还提到之前他们曾给尼赫鲁发过电报，询问需要做些什么以提供帮助。尼赫鲁通过印度驻纽约领馆的领事梅农回复说：“非常感谢你们的电报。印度政府已经为接待西藏难民准备了帐篷。我们为此建立了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国会议员克里帕拉尼担任主席”，“已告知‘中央救助委员会’尽快与你建立联系，以便建议贵委员会提供哪些帮助。现在最急需的是药品。”最后，在对美国相关药品公司、航空公司所做的努力给予肯定后，劳威尔·托马斯以设问的方式作为报告结语：“为什么我们的人民能够行动起来？”因为“我们都一样坚信自由与独立，因此我们理应提供帮助”，“我们的西藏朋友正处于危难之际；他们背井离乡成了难民；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28］这一回答显示出其隐藏的政治内涵。
“1号报告”向公众告知了“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主要负责人及人员组成名单，其中很多人是社会名流，具有很强的社会号召力。在1959年6月3日《纽约时报》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介绍中还向民众告知了捐助方式与地址，同时配有劳威尔·托马斯、印度驻纽约领事馆领事及首批提供药品援助的公司负责人在纽约国际机场为流亡藏人托运药品时的照片。［29］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立后，特拉维斯·弗莱彻立即自香港飞赴印度，建立驻印度前方办公室，深入流亡藏人居住地、与达赖喇嘛合作开展救助工作。［28］1959年7月17日，特拉维斯·弗莱彻从印度给劳威尔·托马斯发回的一份报告称，劳威尔·托马斯派往印度的代表在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人员的陪同下，一起拜会了达赖喇嘛，他们共同分析了面临的问题，并且决定在达赖喇嘛总部与克里帕拉尼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保证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与达赖喇嘛总部之间的信息畅通。达赖喇嘛还询问劳威尔·托马斯的代表：能否派出一些藏人学者到美国进行学习与研究。此外，达赖喇嘛还特别希望能在流亡藏人中挑选出1000名青年到国外接受教育。之后，他还询问美国是否能够接受这些年轻人。与达赖喇嘛的会谈结束后，劳威尔·托马斯的代表及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的人员一起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共进午餐。在这份报告中，特拉维斯·弗莱彻建议美国相应的基金会及教育机构接收藏人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他还建议美国国会能够签署法律，分配500~1000个移民名额给流亡藏人。［30］11月27日，劳威尔·托马斯给艾森豪威尔写信，介绍了“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请求一起随行去印度访问,［31］由此，劳威尔·托马斯在1949年拉萨之行10年后，于1959年12月与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再次会面。
在“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存续期间，它不仅帮助印度政府安置流亡藏人，提供急需药品、衣物，开展对流亡藏人的技术工作培训等，还致力于所谓“文化建设”，这是“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一个工作重点，［32］包括在印度、美国建立文化中心，在美国大学开展藏学研究、支持流亡藏人撰写西藏“历史”等，这都为日后达赖喇嘛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成立后还曾一度致力于达赖喇嘛访问美国。1966年6月27日，特拉维斯·弗莱彻与达赖喇嘛会谈，商讨其访美事宜。特拉维斯·弗莱彻在给劳威尔·托马斯的信中曾详细讨论达赖喇嘛访美涉及的三个问题：资金支持问题、安全保卫问题和政治问题。［33］特拉维斯·弗莱彻认为这将是“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工作的顶峰。但从之后的历史发展看，这一顶峰并没有出现。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通过与印度“中央救助委员会”的联系、与达赖喇嘛及其流亡势力的沟通，“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建立了美国高层与印度政要及达赖喇嘛三方通畅的沟通渠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问题”逐渐淡出美国民众视线，所谓“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已很难继续存在。1970年4月，历时11年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退出历史舞台，总计募集资金2431868美元。［34］
结语
从解密的历史档案中不难看到，“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建立有深厚的政府背景。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主题为“拟建立‘美国自由西藏紧急委员会’（以下简称‘紧急委员会’）组织”的国务院谈话备忘录记载：1959年4月1日，有国务院远东局公共事务顾问菲斯克参加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时任美国“反对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百万人委员会”的执行秘书马温·利布曼在电话中说：他提出建立“紧急委员会”，国务院会在认为合适的时间对外界公开宣布。马温·利布曼还谈道，“紧急委员会”可以把当时在印度的西藏前噶厦带到美国，“成为其利用西藏事件的一个项目”，“他将在4月3日下午与国会议员周以德一起去见印度大使，就紧急委员会如何为西藏难民提供帮助寻求建议”。［35］其实，“紧急委员会”就是日后建立的“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给参议员汉弗莱关于西藏叛乱的回信中也明确阐释：“政府与‘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做好准备给予任何可能的帮助”。［9］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关系。
实际上，美国的所谓“救助政策”是出于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的国家利益需要。1960年9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NSC5706/2）就曾明确表示：“美国对共产党国家逃亡者的单边援助应该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种利益包括政治方面、心理方面及情报方面。”［36］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利奥·彻恩反复强调的：“自由世界可以更成功地利用人道主义干预而非军事干预的手段对付共产主义的入侵”，“对于那些无助的人来说，药品、衣物、医疗帮助是世界上对于人类内在精神战斗的最有效手段。对西藏难民提供强大援助就是对在日内瓦谈判桌上的美国国务卿赫脱及其他自由世界领导人最宝贵的道义支持。”［37］这说明，“美国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其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备忘录曾这样为达赖喇嘛出逃定性：“西藏人民反抗中共压迫的英勇斗争得到了自由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达赖喇嘛突然逃往印度成为身陷中共残暴攻击的西藏人自由与希望的象征”，［38］这充分体现了这一所谓“非政府组织”援助达赖喇嘛流亡势力的政治趋向。
在美国，新闻记者或学者为政府或情报部门工作已不是什么秘密，相关文章与著述经常见诸报端杂志［39］，同时也有中情局官员出版著述。［40］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曾向劳威尔·托马斯本人求证：是否与美国政府合作援助藏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2］从目前的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及劳威尔·托马斯档案中可以看出，其历史角色至少包括美国政府政策的宣传员、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旗手、美国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定调人，同时他还是重要历史时期美国高层与印度政府、达赖集团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劳威尔·托马斯利用其著名新闻评论员的影响力，在当时西方民众对中国西藏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对西藏历史进行了歪曲报道，为美国政界、学界及普通民众嵌入了与历史发展实际相背离的错误的西藏观。
［参引文献］
［1］JamesCooper,“WesternandJapaneseVisitorstoLhasa(1900~1950)”,TibetJournal,Vol.XXVIII,No.4,Winter2003.
［2］LezleeBrownHalper,StefanHalper,Tibet:AnUnfinishedStor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pp.76~77.
［3］程早霞：《“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策动达赖出逃历史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TheSecretaryofStatetotheEmbassyinThailand”，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HereaftercitedasFRUS)，1951，Vol.VII，pp.1713~1714.
［5］“U.S.ResponsetotheRebellioninTibet,367.EditorialNote”，FRUS，1958~1960，Vol.XIX，pp.751~752.
［6］DeclassifiedDocumentsReferenceSystem(HereaftercitedasDDRS)，DalaiLama’smeetingwithGOIandhiscontinuedstruggleforfreedomandindependenceofTibet.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DocumentNumber:CK3100063380，FarmingtonHills，Mich.:Gale，2012.
［7］“HerterDenouncesReds”，TheNewYorkTimes，March27，1959，p.4.
［8］“DalaiLamaReportedtoHaveNoteFromIke”，TheWashingtonPost，April20，1959，p.A8.
［9］LetterFromWalterS.RobertsontoSenatorHumphrey，April29，1959，793B.00/4-1759，Folder793B.00/4-159，Box3950，RG59，GeneralRecordsoftheDepartmentState，1955~1959CentralDecimalFile，NARAII.
［10］“U.S.ResponsetotheRebellioninTibet，371.EditorialNote”，FRUS，1958~1960，Vol.XIX，pp.755~756.
［11］“MemorandumFromActingSecretaryofStateDillontoPresidentEisenhower”，FRUS，1958~1960，Vol.XIX，pp.763~765.
［12］DDRS.SynopsisofintelligencematerialreportedtoPresidentEisenhower，WhiteHouse.IssueDate:April1，1959，DocumentNumber:CK3100273062.
［13］“U.S.ResponsetotheRebellioninTibet，369.EditorialNote”，FRUS，1958~1960，Vol.XIX，p.753.
［14］“MemorandumontheSubstanceofDiscussionataDepartmentofState-JointChiefsofStaffMeeting”，FRUS，1958~1960，Vol.XIX，pp.768~769.
［15］LetterFromThomasLudlowAshleytoPresidentEisenhower，April15，1959.Folder168-A，Tibet，Box856，CentralFiles，OfficialFile，PresidentialEisenhowerLibrary.
［16］LetterFromJackZ.Anderson，theAdministrativeAssistanttothePresidenttoThomasLudlowAshley，April14，1959.Folder168-A，Tibet，Box856，CentralFiles，OfficialFile，PresidentialEisenhowerLibrary.
［17］WilliamDMcMahontoPresidentEisenhower，April25，1959.older168-A，Tibet，Box856，CentralFiles，OfficialFile，PresidentialEisenhowerLibrary.
［18］StatementofAllenW.Dulles，Director，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DevelopmentsinTibetandIraq，April28，ExecutiveSessionsoftheSenateForeignRelationsCommittee，Vol.XI，86thCongress，FirstSession，1959.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Washington，1982，p.315.
［19］MildredHoughtonComfort，LowellThomas，Adventure，Minneapolis:T.S.Denison&Company，INC.1965，pp.174~177.
［20］“LowellThomasSeriouslyHurtinTibetMishap”，ChicagoDailyTribune，Sep.24，1949，p.1.
［21］“LowellThomasBackFromTibet”，TheNewYorkTimes，Oct.17，1949，p.25.
［22］LowellThomas，Junior，OutofthisWorld:AcrosstheHimalayastoForbiddenTibet，NewYork:theGreystonePress，1950，pp.29~30.
［23］MemorandumofConversation，AchesonPapers，SecretaryofStateFiles，MemorandaofConversationsFile，Feb.1950，Box66，PresidentialTrumanLibrary.
［24］“ThomasHeadsAidGroup”，TheNewYorkTimes，April13，1959，p.6.
［25］By-lawsofthe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Incorporated，AsamendedtoSept.21，1959.BoxNo.1，The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Records，HooverInstitutionArchives，StanfordUniversity.
［26］MinutesofFirstMeetingoftheBoardofDirectorsofthe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April27，1959，BoxNo.1，The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Records，HooverInstitutionArchives，StanfordUniversity.
［27］“PanchenLamaSeesMaoatReception”，TheNewYorkTimes，May8，1959，p.2.
［28］LowellThomas，“ReportNo.1，FlightFromTibet”，TheNewYorkTimes，June3，1959，p.23.
［29］“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Inc.”，TheNewYorkTimes，June3，1959，p.23.
［30］ReportFromTravisFletcher，FieldDirectortoMr.LowellThomas，Chairman，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July17，1959.BoxNo.1，The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Records，HooverInstitutionArchives，StanfordUniversity.
［31］LetterFromLowellThomastoPresidentEisenhower，Nov.27，1959，LowellThomasPapers，TextualMaterials，Box482，ThomasArchives.
［32］LetterfromLowellThomastoDr.S.P.Chablani，GeneralSecretaryoftheCentralReliefCommittee(India)，August17，1973.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Box482，LowellThomasPapers，ThomasArchives.
［33］LetterFromTravisL.Fletcher，FieldDirector-AECTRtoLowellThomas，June27，1966，LowellThomasPapers，TextualMaterials，Box482，ThomasArchives.
［34］LetterFromLowellThomastoEachAECTRDirectorandMember，April13，1970，LowellThomasPapers，TextualMaterials，Box482，ThomasArchives.
［35］ProposedOrganizationofan“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FreeTibet”，MemorandumofConversation，793B.00/4-159，GeneralRecordsoftheDepartmentofState，1955~1959CentralDecimalFile，Folder791B.00/4-159，Box3950，RG59，NARAII.
［36］DDRS，OCBReportonEscapeesandRefugeesfromCommunistAreas，DocumentNumber:CK3100233464.
［37］HowardA.Rusk，“OpportunityforWest:PleaforMedicalAidforTibetansProvidesaChanceforUnitedAction”，TheNewYorkTimes，May24，1959，p.85.
［38］MemorandumFromMarvinLiebmantoExecutiveCommittee，Apr.28，1959，AmericanEmergencyCommitteeforTibetanRefugees，Box482，LowellThomasPapers，ThomasArchives.
［39］CarlBernstein，TheCIAAndTheMedia:HowAmerica’sMostPowerfulNewsMediaWorkedHandinGlovewiththeCentralIntelligenceAgencyandWhytheChurchCommitteeCoveredItUp，RollingStone，October20，1977.
［40］RayS.Cline，Secrets，spiesandscholars，Acropolis，1978.
［责任编辑：叶张瑜］
［收稿日期］2015-11-27
［作者简介］程早霞，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10028；闫金红，讲师，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5000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劳威尔·托马斯西藏之旅与美国的西藏话语研究》（14AGJ00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