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维系官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根本利益的政教体制，这种以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共同执政的权力结构，无偿地占有着西藏地区的生产资料，垄断着西藏社会的经济资源，支配着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利。直到新中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７年），取得了经济社会重大发展的条件下，西藏地方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统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在此期间，党和国家对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援和帮助。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８年，西藏地方的财政收入为３９２９０万元，其中中央人民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为３５７１７万元，占９１％。以当时新中国的国力，这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这些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无法有效地惠及西藏劳动人民。因此，实行民主改革不仅是国家的意志，而且已经成为西藏政教上层的开明人士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增强的自主意愿。

　  资料图片：1959年，翻身作了主人的农奴以烧地契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解放。（图片来源：西藏日报/中国西藏新闻网）

　　文章说，事实上，自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对新中国的认识逐步加深，对国家民族、宗教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真实性逐步感受，对解放军、进藏干部和各类专业人员的真心诚意逐步理解，要求变革的愿望也日益增强。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人心向背，使顽固维护统治地位及其切身利益的“三大领主”势力感到万分恐慌。因此，从１９５５年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就开始密谋策划，并于次年发动了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的武装叛乱。这些事实表明，西藏政教统治上层的顽固势力根本无视《十七条协议》的法律地位，但是他们对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改革意识的觉醒却十分惧怕。因为这正是推进西藏民主改革的动力之源。

　　然而，顽固维护西藏政教合一权力体制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势力，面对日益增强的政教上层爱国力量和日益觉醒的劳动人民，却做出了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的极端选择，这就是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顽固势力发动的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喇嘛也由此走上了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流亡道路。

　　文章指出，１９５９年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教合一统治势力顽固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及其根本利益的必然产物，其目的就是反对西藏地区的任何变革，谋求所谓“西藏独立”。因此，“西藏独立”的话题自始就与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平息这场武装叛乱，则是维护祖国统一、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