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刚签订，毛泽东就对参加签字情况汇报的中央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交代：“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转引自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l949～1994年卷，西藏人民出版社l996年版，第28页)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时又亲笔加(改)写了几个段落(详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1页)，对“慎重稳进”作了进一步解释。

　　1952年4月6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把“慎重稳进”提高到西藏工作方针的高度，并进行具体的阐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2～63页)。

　　同年l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又对他们谈到“慎重稳进”工作方针问题，并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已经分两步走的西藏民主革命还要再分两步走的思想。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帝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亲帝分离主义分子，然后再逐步地改革封建农奴制度。大意是对协议的有关条款“慢点执行”和“不分土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88页)。

　　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对“慎重稳进”工作方针作了更进一步的阐发，要求各方面“商量办事”(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1页)。

　　综合毛泽东上述“慢点执行”、“商量办事”等等论述，可以看出，贯彻“慎重稳进”工作方针，就是要求：处理西藏问题要格外细致小心、谨慎持重；开展西藏工作，切忌简单急躁，决不可急于求成；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诸问题的方方面面，根据西藏实际，稳妥前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工作宁可暂时不做，不宜强求，或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要敢于并且善于进行必要的妥协。总之一句话，就是执行《协议》必须努力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必须耐心等待，同时精心准备，恰当应付不测。

　　为了切实贯彻“慎重稳进”工作方针，毛泽东要求西藏工委在处理各项具体工作中必须坚持事先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制度。l952年4月8日，他亲自起草以中央名义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的电报，“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西藏工委凡关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并对西藏工委创办拉萨小学，“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事先没有向中央报告和请示，给予批评，指出：“此点务请工委要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律看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5页)这一指示电及其所规定的报告请示制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处理西藏问题、开展西藏工作的谨慎持重态度，不仅从指导思想上，而且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少犯错误，保证了西藏工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保证了西藏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指导贯彻“慎重稳进”工作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要求把西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大力开展上层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影响群众、生产修路上，以创造全部实行《协议》所必要的上层建筑、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其中又以开展上层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作为中心工作，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头做达赖、班禅的工作。毛泽东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其他上层人士和各方面来内地的致敬团、观礼团、参观团的工作。

　　由于贯彻“慎重稳进”工作方针，争取了西藏上层的多数，在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下，进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方式，为西藏群众办好事，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逐渐淡化，西藏出现了相对平静、团结、稳定的形势。这一大好形势的最主要标志，就是l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的通车和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毛泽东本来的战略方针是有意推迟川、滇、甘、青藏区的民主改革，以便达到稳定西藏形势的目的。但形势的发展违背了他的初衷。其他藏区民主改革的提前进行，给西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西藏的一些干部也产生了急于改革封建农奴制度的情绪，引起了许多西藏上层人士的不安。“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78页)，策动了昌都地区的叛乱。所以，直到1956年9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对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九四”指示信)和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仍在坚持“慎重稳进”工作方针，在西藏实行社会改革问题上，对达赖及其上层集团进行努力争取，并耐心等待。“九四”指示信明确指出：“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毛泽东还公开宣布：“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实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史称“六年不改”。六年不改，并不是对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不进行改革，而是让达赖及其上层集团有一个充分考虑的时间，同时也便于党组织对西藏上层在政治上、生活上逐步做好安排，以利于条件成熟时，和平地稳妥地实行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对西藏上层进行耐心的说服，并把他们包养起来，以达到不流血地废除封建农奴制的目的(毛泽东说：用佛家弟子的语言，叫“舍掉它算了”)。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见中央为贯彻“六年不改”方针，对西藏工作进行大收缩，并将大批人员调回内地，认为中央在西藏力量单薄，分裂有望，发动了局部地区的叛乱。中央仍严格坚持不打第一枪，不出击进剿，并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平息叛乱。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把中央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有机可乘，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公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视察。3月12日，他致电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作了精辟分析，给出了重要指示。他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见《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他要求：“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宣布为被人挟持者(达赖——引者注)，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根据毛泽东指示的要求，在让反动叛乱分子充分表演之后，在经历了无情现实教育的西藏上层爱国人士、西藏广大人民、全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声讨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从3月20日开始，仅用两天多的时间，就奉命彻底平息了拉萨叛乱，接着又迅速平定了山南和其他地区的叛乱。3月28日，图务院发布命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叛乱的平息使西藏的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群众中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人民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渐高涨，一场席卷高原、翻天覆地的革命潮流滚滚而来。为了及时地更加准确地掌握西藏情况，指导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泽东4月713给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写信。信的开头就说，“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接着提出有关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日个问题，指示汪锋会同有关省、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强调指出：“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根据初步调查研究得到的情况，毛泽东4月15日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5月7日接见班禅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对于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和平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由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起来，保证他们改革以后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汪锋工作组继续深入调查研究所得到21种材料的书面报告，中央和西藏工委着重研究了对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所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屋进行赎买的政策，并初步确定了以上各项的赎买金额和支付办法，从而通过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与自上而下地同上层朋友充分协商的方式，达到了消灭封建农奴制度的目的，同时也争取和团结了上层朋友和未叛农奴主。毛泽东还多次公开表达了他3月12日致中共中央信中所提出的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毛泽东重申，“达赖是被挟持走的”。“要达赖从那个环境中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毛泽东提出希望：“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个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80、199页)

　　在民主改革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些干部忽视西藏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照搬内地的经验，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试办了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结果影响群众思想安定，影响生产。毛泽东把这种情绪和做法定性为当时西藏工作中存在的几种“左”的偏向的首要偏向。l961年1月，他在同班禅谈话(这是《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稿)时十分肯定地说：“一、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明确指示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14、216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中央召开会议，于4月2113下达《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决定：“今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l961年算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民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这五年我们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财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中央关于“稳定发展”的决定，是毛泽东为我们确定的“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的新发展。收稿日期2008-08-26

　　（作者为河南大学教务处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