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次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驻香港办事处宣布结束。由于以前存在国民党政府在香港设有特派员的先例，如何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能提出的按国民党先例设立官方代表机构或者是其他方法，就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问题。对此，英国小心翼翼，不去涉及官方代表的话题。195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向他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在香港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成为英国政府“公认的困难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研究寥寥。偶有论著提及，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与事实有出入，未能详述其过程特别是未能对英国反应中最核心的部分——决策的具体过程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

　　本文拟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辅以英国内阁、议会、殖民部、国防部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相关的档案、文献，论述1956—1958年英国对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过程，以加深了解英国对港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

　　一、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

　　为尽可能维护在华经济利益和香港的稳定，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同时，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使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不可能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偏离太远。因此，英国承认新中国后的几年，两国关系发展缓慢。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为英中两国恢复和发展相互关系提供了契机。1954年6月17日，英中达成互换代办的协议。随后，英中关系一度出现热络的局面。8月，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9月，英中正式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两国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办事处，实现了两国建交谈判的重要突破。

　　英中商贸关系逐渐恢复。1955年两国贸易总额跃升为10463万美元，高于1950年的7351万美元，更远远高于受对华禁运影响的1952年的2581万美元，1956年保持了上升势头，达到11250万美元。英国成为当时中国在西欧最大的贸易伙伴。

　　同时，内地和香港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升温。1956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便利两区间的旅行，完全取消香港同胞出入境通行证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停止了平衡出入的限制，香港同胞来往内地完全不受限制。广州铁路管理局为了给香港同胞提供更多的来往便利条件，2月间与香港铁路当局谈判恢复广州与九龙间直通客车问题。香港中华总商会、华人革新协会以及香港的工人、银行界、教育界、文化界及许多社团，在这期间都组织了参观团，前往广州参观。许多香港同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到广东参观。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酝酿并正式提出了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的问题。

　　1955年10月，港英政府总督葛量洪（A.Grantham）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会见他时就改善内地同香港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就包括派中国政府代表驻香港问题。葛量洪当时并未回应。12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学的布兰顿教授时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过去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不必都经过英国代办处，而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12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同香港大学访问团一同来京的陈丕士等人时，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的问题。周恩来问陈丕士：“从律师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最合适？”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

　　195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他提出：鉴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事务增多，为便利中英双方处理当地交涉事务和适应商务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希望在香港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设立此机构显然有利于促进中英双方相互了解，便于在当地交涉处理双方之间的各种事务，是一个正当合理的建议。

　　二、英国政府的首次评估：接受与拒绝之争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这样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下，香港或许没有太多理由担心中国在香港官方代表的存在。”事实上，为了应对中国政府的建议，英国政府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进行了讨论：战略层面，是否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若是不同意，从战术层面如何拒绝这一合理的建议？是否回复、如何回复、何时回复？对此，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商讨对策，对所涉各种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评估。

　　2月27日，欧念儒致函英国外交部，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接受。理由是：第一，这实际上表明中国政府近期会尊重香港的现状。中国政府选择使用“特派员”一词是为了避免承认香港是外国领土，特派员代表的是外交部而不是其他部门或整个中国政府。第二，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能为一些方面提供方便，将为商务的开展提供正式渠道，并解除如新华社和中国旅行社之类的组织目前在香港行使的职能。中国政府已在香港拥有众多不同类型的代理，或许应该有个中心。第三，这项建议可能表明中国有意提高经由香港的中国进出口比例。

　　然而，殖民部对这一建议疑虑重重。3月1日，殖民部提出中国政府的代表会不会成为在香港颠覆活动的中心；接受它会不会对英国政府或港英政府有害，是否应该坚持要求中国的任何代表被称为领事，以使其承认香港不是中国领土；会不会导致中国对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提出类似要求；等等。3月2日，殖民部在共产主义概览报告中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影响做了评估，认为虽然香港无政治意义上的共产党，但大多数公共事业的工会都由共产党控制，他们的力量代表着对香港潜在的非常严重的内部威胁。香港还是共产主义文学传播的主要中心之一，不仅遍及东南亚，而且遍及所有存在华人社区的殖民地。

　　3月13日，葛量洪致函殖民大臣伦诺克斯-波伊德（Alan Lennox-Boyd），强烈反对欧念儒的看法。他认为，令英国尴尬的是，中国在香港的代表不仅会关心港英政府和中国之间反复出现的摩擦，而且作为“祖国”的代表，他会参与香港的许多左翼活动，增加英中摩擦。这会给香港当地的士气造成不良影响，因为英国会被认为无法抵抗来自共产党政权的压力，“中立者”更倾向于将其命运交给共产党，美国也可能把它看作是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投降的第一步。葛量洪特别强调，必须在当前香港市民与其内地同胞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大背景下考虑这项建议，文化交流、不受限制的跨境旅行、参观广东的展览等活动日增，都是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港人进入中国政府的轨道。与公开的敌对行动相比，这种隐性压力将更难应对，如果它是由英国授权的代表公开组织和指导的，那么应对起来将加倍困难。从技术角度，葛量洪还认为不管叫什么名称，都很难界定或限制这一代表的职能，他担心这一代表会干涉移民控制等事务，那时港英政府就不得不宣布他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葛量洪还提出，接受这一代表不会便利贸易，现有的非正式、低水平的组织机构对于港英政府来说是优势，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港英政府可以随意使用或忽视它。

　　3月21日，殖民部提出，在英中关系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太小，即使接受也很难说会有助于改善英中关系，但对香港士气的消极影响可能性大。对香港本地“士气”的强调，显示出殖民部与港督思路的一致性。

　　3月22日，外交部与殖民部的官员进行了初步讨论。殖民部强烈支持葛量洪的观点。外交部认为葛量洪反对的理由让人很难反驳，但同时也认为，很难立即拒绝中国的建议，最好不要给中国确定的答复，只给一个暂时的回应，说中国的建议可能会带来复杂的问题，英国需要认真研究。

　　针对葛量洪的反驳，欧念儒迅速作出了回应。3月26日，他致函外交部，仍坚持己见。他不怀疑这会带来一些尴尬的问题，但他认为会带来之前所说的补偿性的好处。他提出，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不走极端，但其对香港的政策并不完全被动。过去几年英中在香港的共处并不意味着拒绝这一现成、友好的建议会变得更容易。中国政府在香港没有官方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纠正它是合理的，很难找到理由来解释英国为何拒绝。在欧念儒看来，英国拒绝的风险要高于接受的风险。他判断，中国可能感到需要加快他们已有的有关香港的计划，选择比设立代表更让英国为难的方式，当中国决定改变香港现状时，是否存在代表几乎不会影响他们这样做的能力，而拒绝这一建议可能使中国提前做出这样的决定。最后他还指出，若同意中国的建议，那对其界定职能就是不明智的。

　　外交部对此有自己的考虑。3月28日，外交部远东司分析后认为，欧念儒更多地从香港和内地日常业务往来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而忽略了国际方面。英国考虑香港问题的视角必须放在国际背景下。英国必须承认中国最终打算收回香港，但行动的节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福尔摩沙（笔者注：指台湾）。只要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下守住台湾，中国政府就不大可能强行解决香港问题，只要台湾仍然作为一个基地存在，香港就能得到充分的军事保护。因此，香港问题的关键是台湾。对于港督的理由，外交部给予了肯定，并支持港督的意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受阻。1954年，美国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明确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意愿。英国外交部据此认为，香港的未来必须与台湾一起考虑，中国共产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台湾，有助于挡住对香港的压力。

　　殖民部进一步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意见。4月4日，伦诺克斯-波伊德致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他说，港督提出的反对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同时，他将这一问题放在英国在远东利益的背景下进行了考量：“如果接受一名中国驻香港代表，将使中国政府以类似的理由在我们远东其他地方也派驻其代表，那么仅凭这一点就应该予以抵制。比如，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中国官方代表在新加坡的存在几乎是灾难性的。”显然，在殖民部看来，接受中国的建议将为其对英国的殖民地，特别是新加坡提出类似建议铺路，因为有香港的先例，这些建议更难拒绝。

　　面对欧念儒的质疑，葛量洪的态度有所软化。4月7日，他致函伦诺克斯-波伊德，承认拒绝这一建议是困难的，但认为接受的条件是在英中两国互换大使之后。若两国已经互换大使，那么这一代表的设立就可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逻辑的一步，对香港士气影响较小。他还提到了香港在遭受中国“文化攻势”的关口保持士气的重要性。葛量洪显然担心英国政府可能会接受中国政府的建议，就设法拖延时间，尽可能减少其所谓的“危害性”。

　　4月11日，英国外交部对中国政府的建议做了综合评估。外交部认为葛量洪4月7日的建议既不可行又不理想，现阶段英国并不想跟中国互换大使。而且，互换大使后是否会对香港士气影响较小是值得怀疑的，同时这也绝不会消除其他危险。外交部的综合评估显示出英国这样的应对逻辑：

　　一方面，英国外交部认为港督原来的论据十分确凿。英国必须把这一问题放在国际背景下看。无疑中国最终打算收回香港，但行动的时间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台湾发生之事。只要国民党在美国的保护下守住台湾，中国就会意识到强力解决香港问题的风险，即使他们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其他手段向香港施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香港当地的士气，因此保持士气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正如欧念儒所说，直接拒绝中国这一看起来友好的建议是困难的，因此英国暂时不做任何回复，当中国政府再提到这个问题时，欧念儒可以说，该建议引发了许多复杂的问题，英国仍在考虑中。如果一个实质性的答复被不当地拖延，那对中国来说显然是英国实际上已经拒绝了其建议；但是这种策略会使中国更难于指责英国公开的不友好。中国应该意识到，对香港采取更积极的敌对政策只会使英国投入美国人的怀抱。

　　在综合评估之后，4月16日，劳埃德复函伦诺克斯-波伊德，认为这项建议必须在中国政府最近努力使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大背景下作出判断。他同意港督的看法，同时对中国的建议采取拖延战术，暂时不作回复。

　　与伦诺克斯-波伊德对远东利益的考虑一致，由于担心会给同属华人社会的新加坡带来不利影响，新加坡总督关注着讨论的进展。在4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英国讨论了新加坡的局势，认为对新加坡的主要威胁来自共产主义的颠覆。4月21日，新加坡总督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致函伦诺克斯-波伊德，认为重要的是，在任何有关中国驻香港代表的决定中，都不应忽视新加坡的利益。他担心中国在新加坡的代表会成为当地华人民族主义的焦点，而在香港问题上的让步很可能导致中国对新加坡提出类似要求。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香港的特殊地位，这样的让步是可取的，但应该附有一个明确的声明，即英国政府不会在其他地方考虑这样的让步。

　　经过两个多月的讨论，5月7日，英国外交部给欧念儒发出电报，以期为1956年的这场讨论划上一个句号。电报明确指出，“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即中国的这一建议不能被接受。”外交部根据以上讨论的结果，列举了拒绝的理由。

　　但这一答复未能平息争议。5月17日，欧念儒致函外交部，针对港督提出、外交部和殖民部赞同的一个关键的拒绝理由，即内地和香港的文化交流会影响香港的政治平衡提出了不同看法，并附上一份驻华代办处关于“中国和香港”的意见。这份意见指出，香港99%的人口是中国人，与内地联系密切，一旦共产党选择施加影响，将其影响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港英政府的反对很可能无效且会损及自身。此外，就香港而言，中国的“文化攻势”未必在政治上如此危险。在欧洲或东南亚，中国的文化之旅让那些平时对它了解和关心甚少的人注意到了中国，这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但香港已经浸透着中国文化，港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地。如果文化交往是自然的，即使大大增加这种交往，未必会极大地影响香港的政治平衡。意见最后指出，“如果我们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行动是合理和友好的，那么我们的地位将会更加强大。因此，我们当然应该明智地接受中港之间的正常活动。”

　　而英国外交部仍然担忧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的政治意涵，没有同意欧念儒的观点。殖民部于5月19日告知柏立基，已经决定不接受中国的建议，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殖民部很注意他提出的意见。英国因此不向中国作出任何回复。5月31日，周恩来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漆德卫在其后的报道中说，周恩来提到了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的问题，路透社的报道引发了英国议会质询。6月6日，劳埃德在回答议会质询时承认“中国政府2月25日已经提出建议，但这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仍在考虑中”。这一低调的回答说明英国在使用拖延策略。

　　三、英国政府的二次评估：正式拒绝中国建议

　　1956年下半年以来，香港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半年内地和香港一度友好氛围再度变得紧张。为了防止香港和内地的紧密联系，港英政府宣布在1956年9月3日重新实施“出入平衡”的不合理办法，限制香港与内地同胞的来往。10月，国民党特务在香港制造了严重的九龙暴乱。11月，在对九龙暴乱的评估中，英国认为中国对香港政策已发生变化，共产党在香港的影响力在扩大，已危及英国的殖民统治。欧念儒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把收回香港的计划向前推进到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在福尔摩沙问题解决之前，香港不会出现真正的危机”的观点必须修正。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赞同欧念儒的观点。他们认为，危机来自中国“通过各种压力把我们赶出香港，而不必动用武力”。

　　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给英国的声誉造成重大打击，迫使英国对自身实力做出重新评估。1957年1月10日，麦克米伦就任英国首相。1月28日，他要求内阁殖民地政策委员会递交一份关于各个殖民地的“损益表”，要求必须考虑经济、政治和战略因素。2月，殖民部、英国贸易委员会给首相一份“香港对英国的价值及其成本”的备忘录，指出香港是英国在远东善政、正义和个人自由的前哨，也是难民庇护所，以及英国人在远东生活方式的橱窗。它是一个贸易和通讯中心，还是英国和香港工业家、贸易商、银行家和船东在远东的主要基地，也是英国出口的有用市场。而这一切的成本都是微不足道的，英国几乎没有为香港发展花费一分钱。5月，英国内阁会议进一步阐述了香港的战略价值。会议认为，按照一般殖民地的标准，香港是既可驯服又有用。可以预见香港没有政制发展压力带来的麻烦，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用冷战的话来说，保留香港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至关重要。香港是冷战的一项宝贵资产，在许多方面其损失对西方事业的影响与损失西柏林一样严重。这对英国在这一地区（笔者注：指远东）的威望和影响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保卫香港成为在亚洲围堵共产主义的关键环节。

　　这个评估反映了英美这一时期的主流看法。1950年代中期，美苏间的对抗发生了新的变化，冷战在欧洲呈现出缓和态势，在第三世界进行持久的“人心之争”代替了原先的危机应对。7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抛出了题为“美国对香港政策”的NSC5717号文件。这是美国最高决策当局第一次制定专门论及对香港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美国对香港政策较之前期出现重大变化，除了重提香港安全问题和利用香港作为对华经济遏制的基地外，还特别增加了利用香港作为对华进行意识形态领域作战的前哨阵地和展示西方生活方式的橱窗的新构想。

　　麦克米伦对外政策调整的重中之重是修复英美关系。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协调加强。9月，英国国防部在香港布置计划时，同意在与美国进行下一轮联合计划之前什么都不做。10月23—26日，英美两国首脑在华盛顿和渥太华举行会晤，讨论了香港问题，美国政府同意与英国共同研究香港面临的威胁以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是英美在香港安全问题合作方面的一次突破。

　　中国方面，10月29日，周恩来接见英国贸易部驻议会次官埃勒尔（F.J.Erroll）时再次提及这一问题。他说，“在整个英国外交史上，这种拖延的例子是非常少的。英国应该说明其意并给出理由。”

　　11月2日，新任驻华代办威尔逊（A.D.Wilson）致函外交部，认为此事很难拖太久，希望英国政府能认真考虑对中国的建议做出积极回应。他认为，虽然两国贸易关系（英国比中国更关心）有改善迹象，但中国更关心的政治关系却停滞不前。如果英国坚持现在的立场，中国政府很可能在贸易领域作出反应，现在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似乎是英国急于出售而不是中国急于大量购买，而且中国市场有限，来自西欧的竞争对手众多。威尔逊还认为中国收回香港的时机可能还没到来，即使没有官方代表，中国若要挑起点麻烦也有很多办法，如果中国代表明显要在香港惹致其他的麻烦，这将为英国提供现成的理由，使我们可以认为在有必要时，不再推进那些满足中国政府政治要求的举措；等等。最后他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在这个公认的困难问题上对中国妥协也许是有利的。

　　11月19日，葛量洪致函诺克斯-波伊德，提出反对意见。除了1956年他提及的影响士气、增加双方的摩擦、代表的职责不易界定等理由之外，他还认为中国官方代表的存在有助于共产党在香港的统一战线活动获得新动力，让香港无危险的非共分子和亲共分子联合起来。他还补充道，这将给美国政府、英联邦和其他友好国家这样的印象，即英国正从香港撤退，在国防政策方面，这很可能与任何军事支持的坚定保证背道而驰。12月，殖民部表示继续支持港督的意见。

　　在没有收到英国政府回复的情况下，1958年1月12日、1月30日、2月25日，周恩来在不同场合谈到中国政府应该有正式代表在香港。在中国政府不断催促下，英国认为很难再拖下去了。英国外交部认为，从长远来看，英国很难抵挡香港回归中国，但现在放弃香港的话将使人们对英国在远东其他地区的存在普遍失去信心，英国必须尽力坚持下去，为此必须坚定而不是挑衅；驻华代办认为应该重新考虑之前作出的决定，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现在反对的理由与1956年一样强烈，港督仍然完全反对这一想法，不应试图否定他；而且，此时同意中国的要求还会对英美正在进行的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造成严重影响，所以英国仍然应该拒绝中国的建议，但不能再不给中国回复了。

　　英国终于下定决心不再拖延。1958年2月27日，劳埃德约见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告知他英国不能接受中国的建议，劳埃德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差异，但我们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然而，这必须有耐心、慢慢推进。”“英国政府已经过认真考虑，遗憾的是现在两国关系的氛围似乎不适合中国在香港的官方代表的任命。”这样，英国正式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

　　结论

　　综观1956—1958年英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应对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是否同意、如何回复、何时回复充分反映了英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外交部、殖民部、驻华代办处和港英政府均参与了讨论。驻华代办、港督等存在不同认知，而他们所属的外交部和殖民部也有不同考量，但最后的意见高度一致。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处理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

　　首先，这是英国在香港战略价值不断提升的冷战背景下作出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是全球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对抗程度加剧之时，也是香港的战略价值不断凸显之时。虽然英国有悠久的重商主义传统，渴望继续维护和扩展在华商业利益（这从两任驻华代办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但无论是外交部还是殖民部，都不是从英中经贸关系与日常业务往来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即贸易不在优先考虑之列，而是从冷战角度来界定香港的重要性，将政治利益置于首位。香港的政治意义超过了它在贸易上的重要性。国力的衰弱以及英国恐惧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和影响给香港以至在远东的压力，使英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香港具有特殊意义。第一次讨论时，在英国拒绝中国的理由中，强调了反共、士气、信心、人员往来和中华文化对香港的影响力。而在第二次讨论时，英国直接将香港对西方事业的影响与西柏林相提并论，香港作为英国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报及文化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冷战的话语和运行逻辑日趋进入英国考虑香港问题的视野。

　　其次，这是英国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下对英中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殖民化已成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英国殖民体系日渐瓦解。而香港是一个“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因此，驻华代办和外交部都是从英中关系着眼考虑问题的，但风险评估不同。驻华代办认为，英国拒绝的风险要高于接受的风险。而英国外交部基于对台湾以及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中中国努力分化英美的判断，认为拒绝中国的建议不会促使其把英国赶出香港。九龙暴动后，英国认为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未必能对中国可能在香港采取行动起到威慑作用，因而希望借美国之力弥补英国实力的不足，与美国直接协调保卫香港问题。

　　盟友美国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美国加紧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条约体系，以达到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从冷战的战略格局来说，英美的共同目标都是阻止中国共产党力量在香港的壮大。第一次讨论中，英国担心若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会让美国认为英国无法抵抗来自共产党政权的压力。经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英国，更清楚地意识到已不再具备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能力，不得不在英美合作的框架之下思考香港的战略定位、维护自身在香港的利益，英美协调的成分随之增加。不但港督而且在外交部的考量中都凸显了美国因素，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不会采取影响英美协调的行动。这是维持第一次讨论结果的重要因素。

　　再次，这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又试图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心态。对于英国来说，承认新中国“不应包括任何削弱，而应伴随着我们对该地区共产主义传播的抵抗的加强”。因此，英国对共产主义心存疑惧，参与美国围堵共产主义势力的行动，阻止香港爱国力量的增长。第一次讨论时，英国担心作为“祖国”的代表，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官方代表会参与香港的许多左翼活动。第二次讨论时，港督认为这一代表的存在有助于共产党在香港的统一战线活动获得新动力，这成为讨论中反对中国建议的强劲理由。另一方面，英国又不得不试图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战后在英国确立的防务政策和全球战略中，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目标与对苏联共产主义相同——必须将其限制在大陆疆界内，对其任何向大陆以外扩张的威胁，都应坚决而有力地作出反应。虽然是坚决反共的，但不应反华。在这一对华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英国不能无视中国政府关于“不允许敌对势力利用香港进行反华活动”的警告，对台湾国民党分子及其他反华势力在香港搞的某些反对新中国的活动，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因而在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上，英国采取了拖延战术，直至在中国政府不断催促下才用一个温和的说辞拒绝中国，以避免对中国显示出“公开的不友好”。

　　另外，这体现了英国政府内部的共识、分歧与协调。从讨论过程看，外交部和殖民部意见取得了一致，但其考量不同。外交部是将这一问题放在冷战格局下的英中关系、英美关系和包括远东在内的冷战国际层面下考量，并考虑到台湾问题对香港的影响和关键作用。虽然和殖民部一样，都不赞同驻华代办接受中国政府建议的想法，但外交部认为直接拒绝中国这一看起来友好的提议是困难的，因此采取暂时不做确定答复的拖延战术。而在远东有直接利益的殖民部则更看重英国在香港以及远东的殖民利益。由于远东大多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后成为英联邦国家，仍被英国视作传统势力范围。因此殖民部将香港视为冷战时期抵御中国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展的堡垒，担心中国的建议被英国殖民地仿效，激发华人的反英情绪，进而影响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港督和驻华代办的态度同样引人瞩目。港督的态度为跨部门的考虑奠定了基础，在此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具体策略上考虑了驻华代办的意见，但显而易见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更看重港督的判断和意见，体现了英国政府在香港特有的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对当地“专业知识”的重视。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英国出于争夺人心以维护在香港殖民利益的目的。英国深知香港不可能独立，如何维持、巩固在香港的殖民利益则成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英国认为香港的真正危险来自内部颠覆，面对共产党在工会、教育、文化、青年等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脆弱的。港督、外交部、殖民部将香港与内地的正常往来视为“更难应对的隐性压力”，担心中国共产主义向外扩张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过度反应”。第一次讨论中虽然驻华代办处对正常的文化交流被认为是“文化攻势”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两次讨论中驻华代办都暗示港督夸大了一个官方代表所能带来的政治影响，但两任代办的意见都被否定。九龙暴动发生后，英国更加抗拒、排斥、阻止新中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在英国看来，为减少对香港内部安全的威胁，需要把居民中摇摆不定者整合起来，因为香港“大多数人口在政治上不活跃且无组织，以生存为主要生活目标。只要英国政府保持其立场，并表现出决心和能力，他们很可能会满足于目前的立场。香港政府或英国政府的任何弱化迹象都可能造成破坏性后果。”因此，两次讨论中英国都强调了在香港的管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士气。士气就是人心，显然，此时对人心的争夺已成为英国管治的重要考量。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