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趋向缓和。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的协议。但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却根据英国和葡萄牙的意见，把本来就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列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适用的《非自治领土名单》中，置于该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这样，香港和澳门就有可能在国际干预下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必须重申对港澳问题的一贯立场。3月8日，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阐明了港澳问题的由来、性质和中国政府解决港澳问题的一贯主张:“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18］ 因此，不应该把香港和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之内。信函还强调了港澳问题与通常的殖民地问题有别，其前途应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13］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1月8日，第27界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决议，确认了中国对港澳的立场和要求。这个决议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排除了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为我国最终恢复行使对港澳的主权创造了条件。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前途也日益明朗化。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说:“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19］这又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那就是这一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的。在当天晚上为欢迎希思举行的宴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20］再次重申了中国要在“适当时候”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

　  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凝结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尽管在他们有生之年未能解决香港问题，但他们审时度势提出的处理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不仅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而且其中的某些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来源。在坚持中国拥有对香港主权的大前提下，“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及其他特殊政策的实施，不仅充分发挥了香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作用，而且保持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后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