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取得了成效，周恩来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晖。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英国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她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 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两年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4］这说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决策不仅是新中国对外整体战略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布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进一步就“暂时不动香港”作了重要指示。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不成熟的问题，也不要去谈，例如香港问题。”［5］1956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表示:“香港还是暂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③]后来，吴学谦在《就提请审议中央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对香港问题进行回顾时，也谈到了这一决策的确立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政府曾多次阐明我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6］这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香港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和慎重的态度，“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这一政策在建国初期保持了稳定性，为后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