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是本世纪世界性事件，它雪洗了中华民族百年国耻，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影响。当此之时，回顾建国以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和香港回归的前前后后也是颇有意义的。

　　一、全面认识香港经济发展的"中国因素"

　　香港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其中首先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邓小平语),此外与港英政府的治理分不开,但"中国因素"不容忽视。

　　说到"中国因素",不少论者往往偏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这虽然不能算错,但不够全面。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罢了。我们可以把48年划为两个阶段,分段去认识。

　　第一阶段是从1950-1978年。由于香港自然资源少,内供市场容量十分有限,当地居民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所需原料、设备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其工业产品也主要是供应出口。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经济联系以贸易为主;在贸易中以内地对香港的出口为主。在副食品供应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三趟快车"。1962 3月,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外经贸部和铁道部开行了从湖北江岸、上海新龙华和河南郑州北始发的供应港澳地区鲜活冷冻食品的三趟快车。35年来,"三趟快车"按照"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要求,运送了活猪8700多万头、活牛520多万头、活家禽数十亿只、冻肉200多万吨以及大量的活鱼水产、瓜果蔬菜。目前,港澳市场上90% 的活家畜和50%以上的冻肉水产、瓜果蔬菜是由这三趟快车运输的。香港同胞日常生活需要离不开内地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内地输往香港的淡水,更是香港同胞每日不可或缺的。

　　在生产原料方面,我所要强调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两地供求关系,而是香港制造业遇到困难时内地给予它的有力支援。比如60年代,香港纺织印染业迅速发展,对原料性纺织品需求不断增长。内地积极组织供应给香港的棉纱棉布,基本适应了香港市场的需求。内地纺织品价格低且平稳,有利于降低香港产成品的生产成本,加强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1968年以前,内地销往港澳市场的纺织产品与当地市场的需求基本适应,一直居香港进口中的首位,所占比重平均为22%。又如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世界性"能源危机",受其影响港澳市场液体燃料供应紧张。内地及时组织石油产品销往港澳,1974年比上年增加了8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港澳市场的"石油危机"。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8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香港经济已成为依托于内地的开放型经济。中国的改革开放给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六七十年代迅速发展的香港制造业,在其生产总值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到了70年代末,制造业面临房地产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攀升、成本增加、边际利润下降等困难。正在这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的工业家在内地找到了香港已不再具备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他们同时还能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香港的制造业由此又获得新一轮发展机会。 1985年,内地与香港贸易总额达到1202亿港元,超过香港与美国934亿港元的贸易额。从那一年起,内地经济取代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托。据有关资料统计,到1996年,香港在中国内地的投资额已达849亿美元,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的60%。香港在内地的技资带动了两地的贸易,从1978年到1996年,两地贸易额由108亿港元增加到了10498亿港元,增长了近100倍。1996年, 香港投资者在内地招聘使用的员工已达500万人, 这是香港劳动人口的1.6倍,是香港制造业人数的 15.3倍。这些数字所显示的事实说明,香港有限的 经济优势在内地经济的支持下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扩展。在过去10年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以5. 6%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世界平均0.9%的增幅。据美联社1997年5月19日最新报道,在英国即将把香港交还中国前1个多月之际,香港经济的竞争力仍居世界第三位。

　　二、香港回归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不否认香港回归的经济意义。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最近看到的不少文章,谈到香港回归的意义更多的是从经济上进行论证。这里既有过多的强调经济意义的倾向,也有对政治意义的理解缺乏高度的不足。我注意到前英国驻华大使麦克拉伦 (1991~1994)在谈香港问题的文章中尚且认为"对中国来说,香港问题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法律意义"。

　　政治意义之一就是雪洗百年民族耻辱问题。江泽民去年（1996年）岁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中致的新年贺词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雪洗百年的民族耻辱。"列强加给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自《南京条约》始,香港这块中国土地被列强割去亦自《南京条约》始。香港问题既是关乎领土主权问题,也涉及到中国的民族感情问题。因此,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包括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未敢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公开或秘密地承认这份丧权辱国的外交"遗产",他们也曾经几度试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使"香港回归"。但是,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实现这个愿望。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新中国身上。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没有解决香港问题,香港回归已是1997年了。这期间又经历了40多年,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正确地回答应该是：始终坚持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原则的坚定性和"暂时维持香港的现状不变"的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以及待时机成熟时加以解决。

　　所谓原则的坚定性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明确宣布了对香港的基本立场:

　　——三个不平等条约是英国强加给清政府的, 因而是无效的;

　　——香港主权从来都属于中国;

　　——什么时间收回香港由中国决定,英国应配合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进程。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反复宣传这一原则立场。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委员会主席,不赞成把香港和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之内"。该委员会尊重中国的立场, 不再把港、澳称为殖民地。

　　所谓策略的灵活性,就是中国政府强调"在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之前,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不变"; 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把香港作为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历史证明,这个策略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和进出口贸易都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尤其如此。

　　所谓待时机成熟时加以解决,就是选择一个香港回归的历史契机。这个时机应该是有确切历史意味的日期,又应该使香港经济获得成功的各种因素在此以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上述策略的实施和时机选择的结果就是1997 年7月1日。当时针跳过1997年6月30日24时, 15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屈辱一页的象征终于雪洗, 香港将永远告别与祖国分离的历史。这一天将永远载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史册。

　　政治意义之二是,香港问题的解决必将推动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香港问题是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的。众所周知,"一国两制了本来是邓小平首先用于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香港回归的示范效应必将对台湾产生影响。

　　应该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比香港问题还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比如说,第一，香港回归是收回主权,而台湾是内政问题;又比如,对香港要派军队去,以体现主权, 而对台湾统一后中央政府不向台湾派驻军队,等等。 其次,香港回归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海内外华人将更加热切盼望海峡两岸的统一。这种民族感情和民族心理的作用力是不可逆的。第三,香港回归后将进一步发挥其在海峡两岸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总之,香港回归为台湾问题树立了典范,也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政治意义之三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仅仅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因为这首先是验证"一 国两制"方针是否行之有效：其次,验证中国政府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和诚意是否不容置疑;再次,验证香港人是否"能够治理好香港"。倘若都从政治的高度去看待每一个事关香港稳定的因素,那么香港的繁荣稳定就一定是有保障的。

　　三、坚定不移地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办事

　　香港回归仅仅是第一步,从祖国统一大业看,以后还有澳门问题,还有台湾问题;从香港自身看,如何贯彻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证香港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都会在实践中提出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答。有些问题可能是我们想得到的,有些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有些问题可能比较简单,有些则可能复杂一些；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可能单纯一些,有些则可能牵扯到多方面利益;有些问题具有常态性,有些则可能具有突发性。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坚定地遵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办理,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祖国统一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