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爆发“五月风暴”，中央文革小组煽风点火

　　20世纪6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也不断增多，社会冲突时有发生而此时，中国内地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掀起，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与内地一水之隔的香港，很自然受到波及。1967下年5月，以浦岗人造花厂劳资纠纷为起点，爆发了一系列反英抗暴斗争。从5月到8月几乎遍及香港各个工厂部门的数万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后来升级为武装冲突·有51人死亡，800人受伤，5000多人遭拘捕，港人称之为“五月风暴”。这是港英当局在香港统治时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事情一发生.中国政府就密切关注并及时作出了反应。吕月巧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面交了中国外交部声明。声明对港英当局镇压香港中国工人和其他居民的行动表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宣布中国政府和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香港中国同胞的正义斗争，并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英当局立即接受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向受害者道歉，赔偿一切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英国政府却并不理会，反而扩大了镇压行动，还向香港增派军事力量.到5月底，已有6艘英国军舰开到香港·5月肠日，载有数十架飞机和几百名士兵的航空母舰‘’堡垒号”也到达香港。

　　英国政府的这一强硬态度，以及港英当局的所作所为，给中央文革小组找到了借口，作为“文化大革命”指挥部的中央文革小组，凭借他们取得的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对我国政府早已制定下来的对香港的根本战略方针视而不见，却紧紧抓住这个事件进行煽动，企图博取全国人民的好感。5月25「I，受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火药味极浓的评论员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中国人都一笔一笔的牢记着，向英帝国主义进行总清算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6月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英帝国主义本身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它必将被香港同胞的伟大革命风暴所粉碎。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非常明确地发出了改变我国政府对港根本战略方针的信号，社论号召:“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爱国同胞，取决于七亿中国人民。”这个社论实际上传递了中央文革小组已作出的决策，要在1967年这场反英斗争中，对港英当局作出总清算，结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后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动香港“左”派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并号召全国工农兵和一切革命群众，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用实际行动支援香港同胞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局势日趋紧张，冲突也不断升级。

特殊问题特殊处理，周恩来急忙“散热”

　　从40年代末以来.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及香港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十分冷静、慎重地对待香港问题。我国政府对外的公开表述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暂时维持现状的特殊政策，事实上就是指明在香港回归实现以前，要有足够的耐心容忍香港暂时由英国统治的现状，一切事涉香港的问题需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而不宜直接介入。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身负总理之责的周恩来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就十分慎重。5月24日和27日，在约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时，他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他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6月上旬.他又两次约请有关负责人谈这一问题。6月24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香港问题时，他说·香港九龙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对香港爱国同胞的残酷迫，决心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香港同胞以一切支，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他的讲话基调与前一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明显不同:《人民日报》的基调是要利用香港‘.左”派掀起的风暴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进行总清算，因此这次运动的最后目的是推翻港英政权，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把香港“左”派斗争的目的限制在反对港英当局在这次事件中的严重迫害上.并不对港英殖民统治算总帐。因此·长期实行的保持香港现状的战略并不改变。这个重要讲话，实际用意在扭转《人民日报》6月3日社论的错误导向。7月10日，在听取黄永胜汇报广东问题时就香港问题说:“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香港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周恩来说:“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由于《人民日报》一系列文章的影响，香港动乱局势愈加不可收拾，到7月31日为止，被捕入狱者已达5000多人，并且在广一东与香港边境地带也出现紧张状态，发生了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北京发生了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夺外交部大权的严重事件。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他们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将8月7日的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汇报·江、陈均表示支持。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在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前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率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姚登山当了十几天非法的外交部长，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对外关系的事件。在香港问题上，外交部“造反派”逼迫周恩来同意向英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碟，还要求中央陈兵边境。8月20日，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和最后通赚。但港英当局没有理会。8月22日，北京红卫兵和一些群众组织采取了极端行为: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国代办。这一粗暴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英关系，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和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长期在港积累的广泛浓厚影响和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中英关系陷人低谷。

　　8月23日凌晨，得悉这一消息的周恩来大为震惊，急忙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8月25日，他派杨成武立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8月26日，听取汇报后的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还在王力的讲话上批写‘大、大、大毒草”。杨成武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周恩来立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决定，当场逮捕王力、关锋。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后，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恩来负责。周恩来迅速整顿外交部，纠正了几个月来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极“左”方针。9日初，毛泽东下令停止进行对抗港英当局的暴力斗争，从9月开始反英活动大大减少，香港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香港“五月风暴”是在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是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趁机利用的结果。周恩来在困难的处境中，没有动摇“‘暂时不动香港”的决心，也没有放弃保持香港边境平静和社会稳定的正确政策，他千方百计排除极”|左”势力的干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补救，将“文化大革命”对香港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因而·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香港只有几个月出了麻烦，1967年末立即平静下来了，并开始逐渐走向繁荣。

　　(《福建党史月刊》（史事纵横）1998年 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