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的一个特殊时期，澳门市民食用的部分鲜活农产品由当地菜农供给，受土地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澳门市场鲜活农产品货源离不开内地的供给。70年代后，受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影响，澳门菜农提供的鲜活农产品数量逐年递减，而内地供货量却不断增加，双方所占市场份额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80年代初，内地提供的鲜活农产品占据了澳门市场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动因是什么？对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作用？这些问题迄今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初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变化为主线，分析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为此所做的努力，探讨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的效能。

　　一、从供给不足到主导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的路径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30多年时间里，澳门菜农与内地对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供给的比例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到70年代中后期，澳门市民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更加凸显了与当地菜农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了鲜活农产品货源地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重大转变，内地成为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的主要来源地。具体而言，这种变化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内地货源不稳定时期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澳门市场的鲜活农产品货源主要由当地菜农和内地两个渠道供给。据1953年11月的数据，澳门菜农种植的蔬菜产量猛增，除满足澳门市场需要外，部分蔬菜开始运销香港。有传媒认为，此举改变了“本澳菜蔬牲口，恒靠江门及中山四乡运来”，“故有时价格高涨”的局面。［1］与此同时，50年代内地供澳货源并不稳定。例如，1955年11月初，澳门受台风侵袭，内地供澳蔬菜“剧减”，“蔬菜市价迭涨”，“菜价之贵，为入冬以来所仅见”，“一般主妇莫不大伤脑筋”。［2］1956年11月，内地供澳生猪数量减少，澳门猪肉商“不得不转购本地猪供用，致澳门本地猪昨日（15日）又创新价”。［3］1958年5月上旬，“内地瓜菜以压倒姿态大量涌至，每日来货满坑满谷，供过于求，形成急水难消状，因此市价下泄”，“菜农以赴市所得不够车费，多将之作猪之饲料，或任令在田间萎黄”。［4］1958年8月至1959年3月，内地蔬菜“输来锐减，加上港货客经常在澳抢购运港”，“出现近十多年来罕见的奇贵现象。过去菜贵一两个月就平复。但这次一贵，却达半年”，“菜是居民主要副食品，因为长期性价贵，一般人诚有啖菜根不易之叹”。［5］

　　针对一些年份供澳货源不稳定带来的困扰民生问题，中央政府和邻近港澳的广东省政府均高度重视并不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1958年1月24~25日，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就解决供澳货源不稳定的问题在广州召开专门会议，强调“由于澳门地区小，在蔬菜供应上有着特别的困难，所以在数量上要特别注意，当我司供应澳门计划确定后，供应单位应严格遵守，若有发生供应不足现象，即刻以电话与各有关单位联系衔接”。［6］与此同时，该公司通过对1957年广东省供澳鲜活农产品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后，在《1958年活猪出口意见（草案）》中提出有关解决措施：一方面“按照计划数字均匀输出，坚决保证淡产季节有充足的供应”，“要求各口岸坚决执行按配额出口，前缺后不补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对港澳市场每一时刻的供应，建议上级调供广州食品冻肉1000吨，以便在必要时拿来与肉食调换活猪，支持对港澳出口”。［7］

　　1958年秋，广东省已存在“买东西还要排队，猪肉还不够吃”的现象，［8］但当1959年初澳门市场鲜活农产品供给短缺时，广东省政府表示将尽可能满足澳门市民对蔬菜和鸡、鸭等鲜活农产品的需求。1959年2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广州举行的港澳同胞座谈会上表示，内地一直非常关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在港澳同胞中，90%以上是广东省人，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对港澳同胞负有更多的责任。对港澳同胞的鲜活农产品，尽量做到充分供应。［9］

　　1959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指出：“对港澳副食品供应问题极为重要，必须解决”。这是由于“港澳副食品价格上涨很多，当地商业界和居民都有抱怨情绪，反动报纸对我们在大肆进行污蔑。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求各有关省市对中央已经布置了的对港澳的出口任务，努力保证完成”。［10］

　　尽管中央和广东省都为解决供澳货源短缺问题做出了不懈努力，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央政府确定的“内销服从外销”的外贸方针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11］尤其是在供澳鲜活农产品过程中，仍“存在着计划分配后不按计划供澳，或执行不好”［6］等“严重的缺点”。［12］如出现有些口岸因特殊困难，导致“原计划不能贯彻执行，货源涌来时，则尽量发送，只要求减轻本身压力，少存、少死亡”；或对“市场情况或口岸仓库条件考虑得不够，因此反映在外销市场上是经常发生脱销，或突然积压现象”［12］；或由于输澳生猪“规格不符，包装不善，运输延误”［13］等方面的不均衡，“致澳门市场不够供应”［6］，价格产生波动。

　　（二）20世纪60年代：内地货源稳步增长时期

　　20世纪60年代，澳门人口增长，旅游业、建筑业、制衣业等兴旺发展，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迫切希望内地能够增加供给。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尽管60年代初内地仍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央有关部委仍决定开通每天以运送鲜活农产品为主的快运货物列车到港澳。从1962年起，由湖北江岸、上海新龙华和河南郑州北始发的751、753和755次快运列车相继开行。三趟快车风雨无阻，安全准时，被港澳同胞称为“生命号快车”。通过“生命号快车”的日常输送以及“严格执行配额制度均匀供给，充分发挥广东口岸的机动作用”等措施，使1962年港澳市场鲜活农产品供给有了较大改观。以生猪供应为例，内地供给所占比例由1961年的37.78%升至57%，质量亦有所提高，［14］满足了港澳市场的正常需要。

　　但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后，对内地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冲击。尽管如此，内地仍排除干扰继续坚持向澳门提供鲜活农产品。1966年8月，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澳门南光贸易公司与内地有关口岸进行协商，对供澳蔬菜做出如下安排：倘珠海货源不足的，由中山县的石岐及时补充；倘个别品种还有需要的，则由江门及其他口岸补充，“对澳门市场必须绝对保证满足需要”。［15］1968年9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的通知》指出：“近几个月来……我对港、澳出口商品出现下降现象（特别是鸡、鹅、蛋、杂鱼、水海产品、菜牛和一部分水果、蔬菜等副食品）”，为“把对港、澳供应工作切实做好”，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应迅速把国家计划层层落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要立即充分发动群众，掀起一个群众性的交售副食品的高潮，把符合出口规格的产品积极交售给国家”。与此同时，通知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及主营部门应对本地区负担的对港澳出口供应任务，特别是对于长期供应不足的商品（如河鲜杂鱼、水海产品、鲜蛋、活鹅和一些加工的副食品等），立即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迅速弄清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16］

　　由于中央政府、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基本保持稳定。以1960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11月澳门蔬菜市场的占有率为例，内地分别为76.9%（含香港转来的内地货源）、65.43%、60%、75%；当地菜农分别占15.71%、22.51%、30%、20%；其他国家和地区分别占7.35%、12.06%、10%、5%。（根据南光公司：《1961年澳门果菜市场情况（1962年1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623-052-055）、《六二年食粮市况蔬菜销量增加》（澳门大众报编印：《澳门工商年鉴·1962~1963》，澳门大众报1963年版，第二篇第180页）、《大旱之年出现奇迹内地蔬菜供应大增》（《澳门日报》1963年12月23日，第4版）等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三）20世纪70~80年代初：内地货源逐渐占据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绝大部分份额时期

　　20世纪70年代的前半期，尽管内地仍处于“文革”时期，但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港澳鲜活农产品的供给丝毫未有松懈。1970年12月7日，“根据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的指示”，广东省财贸战线委员会做出《抓紧做好对港澳元旦春节供应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做好港澳元旦春节供应，是体现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对港澳爱国同胞的关怀”。该委员会就港澳元旦春节鲜活农产品供应列出“分地区要货安排表”，并要求广州市、各地区财贸战线革命委员会按照此安排表“认真抓好收购、出口工作”。［17］

　　1974年8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特别强调：“港澳是我国的领土，98%以上的人口是我国同胞。做好对港澳的出口供应工作，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对港澳地区的鲜活农产品“一定要保证供应，巩固和发展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为了达到此目标，“要有计划地建立和发展对港澳出口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要提高商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改进包装，加强我出口商品对港澳市场的适应性。要加强收购、调运，特别是对鲜活农产品一定要保证优先装运，坚持开好三趟快运货物列车，按计划、按配额均衡发货”。［18］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7月初河南省发生水灾，京广铁路运输中断，北方各省供港澳鲜活农产品受到影响，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北方省份一时缺供的某些鲜活农产品安排由南方各省供应；在铁道部的支持下，对北方省份原供港澳的蔬菜等通过绕道的方式，向港澳市场发送345车货物，达8600吨。“适应了市场的需要”，并“超过外贸年度月平均计划进度”。［19］

　　这里还须补充说明的是，内地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向港澳供给农产品，除了帮助港澳，同时也有换取更多外汇的目的。因为农产品出口港澳“收汇较易”。［20］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过港澳的贸易“每年可以拿到两亿以上的美元，单只对港澳出口副食品一项，就有七千万美元”。［10］（p.79）到60年代初，针对当时市场出现的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问题，1961年5月，陈云指出，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农民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21］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先外后内，争取多出口，正是为了国内人民生活，为了保城市，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当前调整国民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措施”。［22］1978年，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根据《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纲要》，先后与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研究了关于增加生产，扩大出口商品生产的具体规划，初步确立了一些项目。其中，有关宝安、珠海两县建立面向港澳出口商品基地创汇目标的设想是：1980年达到2亿美元，比1977年增加2倍；1982年达5亿美元，比1977年增加7倍。［23］这就表明党和国家大力向港澳供给农产品，除满足当地同胞日常生活所需、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目的之外，还有以此换取外汇支持经济建设和保障民生的考虑。

　　总之，通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未受“文革”的干扰，实现了稳步增长。1970年，内地供澳蔬菜市场占有率为80%，1975年达90%。1977年1~11月，内地供澳生猪占全澳总输入量的82.96%、活鸡占84.81%、活鸭占96.85%。1980年，内地供澳生猪占市场份额的90%，澳门菜农占10%；内地活鸡占40%，澳门菜农占近60%；内地活鸭占70%以上，澳门菜农占20%以上；内地蔬菜占近80%，澳门菜农约占16%。1981年，内地供澳蔬菜占总输入量的91.1%；其他国家和地区占8.9%，主要是冷藏蔬菜；澳门菜农蔬菜占市场份额的10%。（根据以下材料整理：《两年来粮食市况蔬菜售价不稳定》，《澳门工商年鉴·1970~1971》，1971年版，第二篇第188页；《一棵青菜万颗心》，《华侨报》1976年1月9日，第5版；《关怀澳门同胞生活国内去年首十一月供澳副食品增加》，《华侨报》1978年3月25日，第8版；《内地牲口鱼菜供澳近年来大幅度增加》，《澳门日报》1981年4月6日，第9版；《内地供应占八成珠海特区来货最多》，《华侨报》1982年9月1日，第3张第1版；《蔬菜产量十年减九成》，《华侨报》1982年4月12日，第3张第1版。）因此，有澳门媒体称，“内地蔬菜控制了本澳的蔬菜市场”。［24］

　　二、内外互动：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由内地主导，一方面，这与澳门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吻合，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澳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旅游业发展等带来的人口集聚和增加，人均收入增长以及消费观念、方式的改变，使人们消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从而形成了强劲的“拉力因素”。另一方面，受人力资源短缺、城市空间对菜田的不断侵蚀以及生产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制约，澳门菜农提供的鲜活农产品数量大幅度缩减。此时，内地结束了“十年动乱”，特别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加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港澳民生具有重要影响的鲜活农产品的供给，在港澳邻近地区建立鲜活农产品出口基地，供澳货源大幅度增加，这些都形成了对澳门鲜活农产品货源结构转换强大的“推力因素”。

　　（一）拉力因素

　　相对其他市场而言，澳门消费市场较小，而当地菜农的产品又占有一定份额，要实现主要鲜活农产品从二元向一元渠道的转换，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拉动内需，即减少本地供给，提高消费需求，腾出更大的消费需求空间。这方面的拉动力量主要体现在：

　　第一，澳门经济快速发展，居住人口和来澳旅客数量快速增长，消费鲜活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往来更加紧密。澳门局势的稳定使移民大量涌入，来澳旅客迅速增长。1978~1982年间，来自内地的移民超过15万人。1976~1981年间来澳旅客平均年增长率达13%以上。［25］这些因素都对澳门消费鲜活农产品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第二，澳门市场蔬菜、肉类产品的销售量不断增长，表明市民消费模式的改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澳门郊区进入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对农产品提出更大的需求。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澳门市民对蔬菜、肉类的消费需求呈现一定幅度的增长（参见表1）。澳门市民饮食偏好的改变，必然大幅度增加对鲜活农产品的消费需求.

　　第三，澳门菜农日趋式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方面，澳门农地利用明显从农业向商业或居住用途转变。［26］例如，1972年澳门半岛农业用地面积为0.6564平方公里，到1983年仅有0.1264平方公里，比1972年下降80.74%。［27］另一方面，澳门菜农后代不愿再从事耕种。与此同时，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品种繁多、价格便宜，澳门菜农无法竞争。因此，到1981年，澳门菜农仅剩100多人。澳门菜农逐渐放弃耕作，改变身份融入城市成为消费者，使市场接纳农产品容量的空间更大。

　　（二）推力因素

　　20世纪50~70年代的澳门，内地提供的鲜活农产品一直在市场上占有很大比例，70年代后这一比例快速上升，到80年代初，内地逐渐成为澳门鲜活农产品货源地的“主角”，造成这一现象的推力因素如下：

　　第一，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对供澳鲜活农产品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既是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内地货源的最大来源地，又是供澳鲜活农产品的生力军和“蓄水池”。所以，中共中央极为关心和重视广东省发挥的作用。1977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工作汇报时指示：“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比如，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以进养出”。［28］为进一步做好对澳门鲜活农产品的供给等方面的工作，20世纪80年代前期，广东省多位省长曾考察过澳门的情况。其中，1980年6月4日，广东省省长习仲勋应澳门总督伊芝迪的邀请访问澳门，抵澳第二天清晨，习仲勋就到蔬菜栏、水果栏（指批发市场。）进行实地考察，表明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供澳鲜活农产品工作的重视。

　　第二，在珠海建立副食品基地并将其改为省辖市，扩大对澳门鲜活农产品的供给。1978年4月19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出进一步指示，支持广东省宝安、珠海县建设农副产品出口基地。［29］遵照指示，除广东省在珠海建立副食品基地之外，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珠海县撤销，改为广东省直辖市。其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组织各方面力量，利用与澳门交通运输便利的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以及生猪、鸡、鸭、鹅养殖业，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增加鲜活农产品的出口。力争做到“优质、高产、多品种，港澳市场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送”的要求。［23］

　　第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珠海农民的积极性，供澳鲜活农产品大幅度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珠海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充分发挥政策上的优惠条件，调整生产布局，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家庭副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实行“交多少收多少”的政策，使农民种菜有了销路，解除了后顾之忧，菜农不断扩大蔬菜栽种面积，种植适合澳门市场的高质量、多样化的瓜菜。加之上述出口基地的建立和发展，80年代初，澳门市场上绝大部分新鲜菜心、白菜等叶菜均来自珠海。［30］

　　三、保民生促发展：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的效能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物价不仅是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供求关系的反映，而且也是传统宏观经济学所关切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物价稳定既可以保持社会安宁，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澳门鲜活农产品市场货源地从主要由澳门菜农、内地两方面供给到逐渐向内地一方承担的平稳转换，使澳门鲜活农产品的物价也随之保持基本稳定，对澳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维系民生

　　鉴于鲜活农产品是维系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对澳鲜活农产品的供应，并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努力做到均衡提供，以确保澳门市民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一方面，内地按需供给。有关部门从鲜活农产品的数量、品种、质量上尽可能满足澳门市民的需要。例如，澳门市民喜欢“应时鲜嫩”的蔬菜，珠海就近生产、就近供给，每天从距澳门最近的湾仔、前山运来；澳门市民经常食用菜心，内地农民就克服季节的限制进行种植，使“澳门同胞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喜爱的菜心”。［31］另一方面，内地保障供给。当邻近澳门的鲜活农产品供给区域受异常气候影响，供澳蔬菜减少时，内地有关部门就从广州、佛山甚至从海南岛等地运来。到70年代后期，针对华南地区经常遭受台风侵袭影响港澳蔬菜供给的状况，内地有关部门从1979年起分别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等省建立三条蔬菜供给线。如华南地区有灾时，由华中、华北地区提供。［32］这表明内地有关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港澳的鲜活农产品供给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运作机制，使日常供港澳鲜活农产品具有坚实的保障。

　　（二）平抑物价

　　对于内地鲜活农产品的平抑物价功能，受到港澳社会各界及传媒的高度评价。20世纪70年代前期，港澳曾有人就鲜活农产品的输送“大谈广辟来源”，给部分市民造成误解。1973年秋季广交会期间，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王宽诚、何贤、汤秉达、叶若林、梁灿辉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做出反驳：鲜活农产品的特点决定了该产品必须尽快销售，销售价格并非由主观愿望而制定，“更要服从供求规律”；外国鲜活农产品价格较高，缺乏销路，“以美国生菜为例，用飞机运港，一斤运费一元，要卖四元多”。与此相反，内地蔬菜既新鲜，又“不用坐飞机，价格肯定比外国便宜”，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内地鲜活农产品既平抑了物价，又减少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33］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西方经济危机的打击，加上澳门币剧跌，物价上涨给澳门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内地充分考虑澳门同胞的消费能力，在价格上给予适当照顾，有些鲜活农产品到岸价比香港低。又由于澳门币贬值港币上升，内地供澳鲜活农产品以澳门币的币值交易，售价不计“补水”（即兑换差价。），给予澳门特殊关照。因此，有澳门传媒表示，内地鲜活农产品“质量好，品种多，价格合理，经济实惠，既适合澳门各阶层的需要，又适合广大居民的购买力，所以广受欢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同胞热爱祖国，爱用国货”。［34］

　　（三）促进发展

　　1971~1981年期间，澳门经济年均增长16.7%。在这样一个地域狭小，既无资源、资金又无市场的海岛型经济体系中，其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祖国的关怀分不开。例如，《华侨报》评论员就认为，内地供澳货品1967~1976年10年内增长近2倍。但1974年、1975年的供应量却略有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本澳经济受西方经济危机打击而衰退，对国内货物需求减少的缘故。这一事实说明，国内货物输澳，完全是按照本澳经济发展的需求的，从中也反映了国内供澳货物的性质，是为稳定和促进澳门经济的繁荣”。［35］澳门建筑界商人也曾指出，港澳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建筑地产业的复苏比其他地区快，其原因之一是港澳获得祖国实时供应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安定居民的生活。［36］这说明，内地供澳的包括鲜活农产品在内的产品价格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澳门产品的制造成本，加强了澳门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维护了澳门居民的基本生活，对促进澳门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作用。［37］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有关部门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千方百计组织供澳鲜活农产品，使澳门与祖国息息相关。当澳门菜农产品供给量迅速减少，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之际，中央政府有针对性地在澳门周边地区采取多种措施扩大生产，推动供澳货源大幅度增长，及时填补这些缺口，承担起满足新时期澳门市民对鲜活农产品强劲需求的重任，实现了澳门鲜活农产品货源结构主要由当地菜农和内地双方供给到内地一方供给的平稳转换，显示了内地经济取得的巨大进展以及中央政府贯彻对港澳地区的政策，并且特别重视加强对港澳物资供应的结果。［38］因此，从澳门市民的“菜篮子”到普通家庭的“餐桌子”，都离不开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内地人民加快生产甚至节衣缩食扩大供澳货源的大力支持。党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心系和倾力支持的澳门“菜篮子”等工程，也是澳门经济发展的根基、社会和谐稳定的后盾，更是澳门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之一。

　　［参引文献］

　　［1］《每日输出七十担大部分运港推销本澳台山青洲各地菜园达百五处》，《华侨报》1953年11月20日，第3版。

　　［2］《菜蔬价迭涨港客仍高价扯购》，《华侨报》1955年11月28日，第3版。

　　［3］《大陆生猪不足供应本地猪价继续上扬》，《华侨报》1956年11月16日，第3版。

　　［4］《瓜菜大量至供过于求积水难消》，《华侨报》1958年5月7日，第3版；《菜贱难免伤农连日蔬价暴跌》，《华侨报》1958年5月17日，第3版。

　　［5］《半年来菜贵回顺海产激增价亦跌》，《华侨报》1959年3月22日，第3版。

　　［6］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蔬菜供澳问题的会议日期（1958年1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450-051-053。

　　［7］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1958年活猪出口意见（草案）》，广东省档案馆：325-1-456-013-014。

　　［8］《1958年秋季交易会陶铸同志对港澳工商界和华侨讲话（记录）》，广东省档案馆：304-1-23-39-39。

　　［9］陈昕等主编：《澳门全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09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11］李光和：《试论新中国外贸史上的内销服从外销的方针》，《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对外贸易部驻广州特派员：《牲畜、家禽对港澳出口会议总结报请核备（1958年1月30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456-001-031。

　　［13］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希详细检查输澳生猪重复发生事故（1955年8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65-055-055。

　　［14］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1962年生猪收购与出口小结（1963年1月10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655-067-076。

　　［15］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下达1966年11月至1967年4月对澳门蔬菜出口作业安排（1966年8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893-027-034。

　　［16］广东省革委会生产组：《关于切实做好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的通知（1968年9月2日）》，广东省档案馆：229-4-11-024-025。

　　［17］广东省财贸战线委员会：《抓紧做好对港澳元旦春节供应工作通知（1970年12月7日）》，广东省档案馆：294-A2.9-13-30。

　　［18］国务院办公厅：《对港澳出口供应工作座谈会纪要（1974年8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235-2-95-007-008。

　　［19］对外贸易部编：《河南发生水灾京广线断道后及时采取措施对港澳供应物资取得较好成绩（1975年10月22日）》第52期，广东省档案馆：235-2-220-132-133。

　　［20］南光公司：《函报关于生意做法的建议问题请示由（1962年2月14日）》，广东省档案馆：325-1-65-012-013。

　　［21］《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93~694页。

　　［23］国务院办公厅：《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6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235-2-144-070-083。

　　［24］《内地供应占八成珠海特区来货最多》，《华侨报》1982年9月1日，第3张第1版。

　　［25］﹝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一五〇〇年至二〇〇〇年）》，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年版，第471页。

　　［26］Jonathan Porter，The Transformation of Macau，Pacific Affairs,1993，Vol.1,p.11.

　　［27］Richard Louis Edmonds，Land use in Macau:Changes between 1972 and 1983，Land Use Policy,Vol.1,1986，p.54.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29］张骁儒主编：《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页。

　　［30］《青苗类基本满足需要根块类五大品种则奇缺》，《澳门日报》1984年5月14日，第9版。

　　［31］《一棵青菜万颗心》，《华侨报》1976年1月9日，第5版。

　　［32］《祖国增加粮油供应港澳多线保障蔬菜生猪货源》，《澳门日报》1979年4月22日，第2版。

　　［33］《在穗访问王宽诚何贤汤秉达叶若林等谈港澳副食品供应问题》，《澳门日报》1973年10月20日，第4版。

　　［34］〖JP3〗《祖国源源供澳主副食品成为安定澳门广大居民生活重要因素》，《澳门日报》1976年7月17日，第4版。

　　［35］《国内优先供应港澳粮油副食品十年来供澳货物总额增近两倍》，《华侨报》1977年5月21日，第5版。

　　［36］梅士敏：《广东供澳鲜活商品货源充足品种齐全》，《澳门日报》1982年1月13日，第2版。

　　［37］《柯正平谈我国目前形势》，《华侨报》1983年9月11日，第1张第4版。

　　［38］李鹏翥主编：《澳门手册（1983年）》，澳门日报社1983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