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设立了众多国营农场,其中滇南勐海县勐遮坝的国营黎明农场是边疆农业开发与生态响应的典型案例。作为国家主导的边疆开发实践,该农场垦殖队伍主要由军队复员转业人员构成,后陆续吸纳城市青年垦荒队员和湖南移民。同时,该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季节性干旱与集中降水交替,形成独特的荒地自然生态系统。农场的建立实现了多重环境重构:规模化集体移民和集约化生产开辟了大片农田,改变了当地的物质—能量循环系统;水利工程建设不仅解决了防洪和农业灌溉问题,更创造了新型水文环境,抑制了疟疾等疾病的滋生和传播。实践证明,环境史研究应跳出“开发—破坏”的二元对立叙事,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互动的复杂性,而这正是推进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国营农场;农业垦殖;生态重塑
[作者简介]耿金,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的国营农场,是根据计划经济原则创建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当时的农场组织形式和耕作技术都有苏联国营农场经验的影响,其主要任务是“以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科学技术,显示出农业机械化、集体化生产的优越性,向农民示范,并具体帮助农民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企业,增强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作用”;担负着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产品积累、示范现代农业技术的使命。当前,学界对新中国国营农场的研究,或从宏观上梳理其建设过程、不同类型,或关注某一地区的发展情况,或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轨问题,但对边疆地区国营农场的特殊功能关注不足,且存在明显的“环境维度”缺失。事实上,边疆国营农场除具有祖国内地农场的基本属性外,还承担着保卫、开发、治理边疆等多重使命,这使得边疆国营农场研究兼具边疆史的研究意义。近年来,随着中国环境史研究视野的拓展,边疆史与环境史的交叉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而边疆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正逐渐成为构建中国环境史学科的重要阵地,甚至有学者明确提出了“中国边疆环境史”的研究倡议。因此,开展新中国边疆地区国营农场开发及其环境效应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展中国边疆史的研究维度,更能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云南思普沿边(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因“瘴疠”肆虐而垦殖受阻。1955年以后,党和政府在沿边的勐海县勐遮坝设立国营农场,并构建公共卫生体系,使当地逐步从“瘴疠”之地变为国营粮仓,这一过程蕴含着社会主义制度下边疆环境治理的特殊经验,也是国家力量在边疆地区的“改造自然”行动。本研究所讨论的国营黎明农场(1955—1966年)是新中国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立的第一个国营农场,以生产粮食为主,具有典型的农业生态系统改造意义。
一、国营黎明农场垦殖前勐遮坝的荒地生态
思普边区在清代属车里宣慰司辖区,当地人称“十二版纳”。1912年,曾任河口滇越铁路下段巡防管带的柯树勋在平定思普叛乱后向云南省政府建议,将十二版纳划分为八个行政区。这一举措打破了思普边区长期以来的土司行政架构及其政区地域结构。彼时,思普沿边地区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思普沿边包括车里、南峤、佛海、镇越、江城、六顺、宁江七县区;广义的思普边区则涵盖宁洱、思茅、澜沧、双江等县及沧源设治局,再加上沿边七县区,共计十二个县区。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和普洱沿边地区地广人稀,平坝以傣族聚居为主,种植水稻;哈尼族、汉族等居于半山区;佤族、德昂族、基诺族等则居于山头,以刀耕火种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在平坝傣族村寨周边和坝区与山区过渡地带有大量未开发荒地,制约其开发的最关键因素则是“瘴疾”。20世纪30年代,曾任职于思普边区的缪尔纬在其所著《开发思普沿边计划》中称:“普思沿边,其地虽不及千里,而原隰居多,土膏之腴,物产之富,骈阗充溢,甲于全省,宜若既庶且富矣”,但因“雨季瘴发,中人多死”;“沿边瘴厉之毒,固由地位卑湿,田土荒秽”。外地人进入边区后因不适应当地环境而大量死亡,大片荒地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时仍未得到系统开发。全面抗战爆发后,云南作为大后方承担起安置难民和为抗战提供战略资源的任务,曾推动思普边区的荒地垦殖,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府既未能组织大规模、有规划的垦殖行动,医疗资源匮乏也是制约边区农业垦殖效果的重要因素。
勐海县地处横断山脉向南延伸之余脉,县境东西短、南北长,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93.45%。境内有大小盆地(坝子)15个,总面积361.2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6.55%,位于县域中部的勐遮坝子是境内最大盆地,也是西双版纳州内最大坝子。坝子四面被山地环绕,开发建设前除寨子附近的坟山和薪柴林外,大部分地区也处于荒芜状态,是当地荒地面积最大的坝子。1939年3月,华侨西南实业公司组织考察滇南思普沿边及澜沧县农业状况,农学专家李士勋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勐遮坝尚未开垦的生荒地占70%,“为滇南边区最大之平原,亦为荒地中之最大者”。
勐遮坝地形平坦,流沙河自西向东横贯坝区,在流经勐遮、勐混、勐海3个坝子后于景洪汇入澜沧江。流沙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河床宽约4米,深约2.5米,在坝区的比降较小,但河道弯曲显著。坝区在一年中呈现周期性水旱交替景象,其中,雨季(6—10月)山洪暴发时,河流沿岸低地被积水淹没,导致大片荒地沼泽化;每年大概10月以后,雨水减少,河流干涸。坝子内茅草丛生,其覆盖度甚至超过95%,而禾本科草类根系更是深达80厘米。禾本科草类(如斑茅草)和莎草科植物(如三棱草)等一年生杂草四季生长旺盛,为当地饲养大量黄牛、水牛、骡马等牲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地民众将荒地用于放牧,牲畜普遍野生放养。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冯牧溯澜沧江而上,进入勐海县后沿流沙河西行,此时农场还未建立。一路上,其领略了滇南优美的自然风光,但当到达勐遮坝时,眼前景象却让他无比诧异:“仿佛和刚刚走过的如画似的自然风光成为一种对照,这里简直是一片荒芜……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植物,是巨大的刺竹丛和开着黄花的仙人掌树。在路边一头倒毙的死马身上,昂然地站着一头和人一样高的秃鹫”。整个坝子仿佛被人类所遗忘,呈现出一片原始而荒芜的自然状态。勐遮坝荒地丛生与当地气候,尤其是降水有直接关系。从降雨量看,坝区年均降雨量为1200—1400毫米,半山区为1500—1600毫米,山区为1600—2400毫米,坝区降雨量最少;在蒸发量上,勐海县年均蒸发量为1500—1800毫米,最大蒸发量在3—4月,最小蒸发量在11—12月,除个别山区外,本地坝区的蒸发量要普遍大于降雨量。可见,如果没有成熟的水利系统等人为干预,坝区全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必然导致其核心区长期无法垦殖。
横贯坝区的流沙河本是最重要的水源,但在国营黎明农场建立前却未能给坝区提供稳定的灌溉条件,相反还是一条灾难之河。干季时,流沙河水量极小,难以用于灌溉,是“一道浑浊的水沟:黄色的泥浆若断若续地流着”,仿佛随时“被枯干的大地吸吮净尽了”。1958年,本地傣族诗人康朗英在自身数十年的生活体验和观察基础上创作了叙事长诗《流沙河之歌》。该诗通过今昔对比,展现了流沙河的水旱灾害历史,并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傣族同胞不畏艰难、与自然抗争的不屈精神。其中,长诗对流沙河流经勐遮坝的景象有着生动的描绘:“流沙河翻翻滚滚,穿过宽阔的田野,流沙河翻翻滚滚,闯过勐海坝子,河水流入汹涌的澜沧江,勐海坝子却象一口没油的干锅”;“流沙河里有流不完的水呵,我们的庄稼却干得要起火”;“两岸良田眼巴巴地盼望,就象站在篱笆外边的牛,吃不上地里的绿草”。
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加上人口稀少和疾疫影响,勐遮坝荒地开发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均未取得实质性效果。20世纪40年代,考察人员在对勐遮坝荒地调查后就明确指出:“此处地广人稀,待垦之肥沃处女地满目皆是,除非设立国营农场,利用机器耕种,对于劳力问题或不十分严重,否则,殊费踌蹰”。随后,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写了《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建议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同时还提出了设立垦殖机构和垦殖制度的具体设想,并施行了一些具体举措,但效果并不显著。
二、国营黎明农场的选址与建设
1949年12月,毛泽东签发《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提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此后,陆续有人民解放军官兵复员转业进入农垦战线。1955年3月14日、16日,人民解放军西南某边防区及中共思茅地委召开会议(以下简称军地会议),讨论部队在边疆地区就地复员安置问题。军地会议指出:“在边疆地区安置相当数量的一批复员军人,长期从事生产建设,这不论从促进边疆各族人民的进步发展,对从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对就地安家的所有复员人员的当前与长远的利益来说,完全可以预期,将会逐步显示它应有的先进的重大的作用”。会议决定组成“就地安置复员军人委员会”来负责领导工作,但并未提出以建立国营农场的方式来安置复员军人,其基本原则是采取集体生产形式,可以15人编为1个小队,3—4个小队组成1个分队(45—60人),2—3个分队组成1个中队(300人左右)。会议认为,采用这种编队的形式,便于多种经营,“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农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营农场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建场经验不断累积,无论是选址还是建场都形成了较为严格的规程。例如,早在1952年8月,《国营机械农场建场程序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中就明确规定:“准备建场的地区,必须经过实地调查”。其内容包括场地位置、地势、土壤、气候、水利、交通、农业、畜牧、树木、劳动力、灾害、风俗习惯等。调查完成后需提交“建场计划任务书”,任务书批准后由负责单位遵照国家全面经济计划及政府规定任务,根据场地勘测及区划设计资料,拟定“建场初步设计书”,内容包括全场土地利用计划及逐年发展计划,农场主要业务发展方向、土壤气候情况、可种作物类别、农业技术实施计划等。1954年12月,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投资少、收效快、收获大、不与民争地”的国营农场建场方针。按照议定结果,西双版纳的勐遮、勐罕和勐混三个地区作为安置点,其中第一批即安置在勐遮坝。按照第一批1500人计,大概需要土地22500亩,未来3—5年可能会增加到75000亩左右。安置地点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量:选择集中连片的荒地,避免与当地居民争地;安置区需便于机械化耕种,并能起到示范带动周边民众的作用;要有可靠的自然水源,便于取水和用水;垦殖区应靠近国境线,便于开发建设边疆。可见,虽然此前并未提及建国营农场,但安置复员军人地点的选择,确是按照国营农场的规划要求来执行的。
1955年4月初至5月中旬,将近1700名复员军人先后到达勐遮坝。复员军人到达生产地后,即着手编制当年的年度生产计划,并在6—7月进行几次修改完善后基本确定下来。与此同时,农场周边的各项调查工作也在陆续进行,但由于安置复员军人生产的任务紧急,农场生产工作与调查工作几乎是同时开展的,并未严格按照《暂行办法》要求的先勘测后生产的程序。例如,国营黎明农场办公室规划组编制的《国营黎明农场建场计划任务书》《国营黎明农场水利工程初步设计说明书》都是在当年的10月份才完成,云南省农业厅第二荒地查勘队调查撰写的《版纳勐遮坝区查勘报告书》《国营黎明农场山区勘测报告书》也都到当年12月才完成。可见,在各种查勘工作尚未全部完成之前,国营黎明农场即开始了开荒和生产工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早在3月的军地会议决议中,即已决定先行安排调查人员到勐遮坝开展荒地调查,调查队伍由部队和地方派出的农技、牧医、水利等专业干部组成。在摸清基本情况后,调查人员进行了划线钉桩,完成了测量和设计工作,并留下部分技术人员指导生产。其中,耕牛和种子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协助购置,新式农具(如步犁、双轮双铧犁、马拉犁等)由思茅专署负责,炊具、交通运输工具以及营建后遗留的骡马、车辆、小农具等经部队报告请示后拨给农场继续使用,土地产权问题则委托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和州政府沟通处理,并动员当地民众支持安置人员。这也说明,该农场的建设工作任务重、时间紧,需要同时推进各项工作。
除需要充足的可用土地外,农场建设还要有大量劳动力。国营黎明农场的首批职工基本是复员军人,他们从部队走向农场建设,需要适应从部队供给制生活到自给自足的转变。为此,思茅地委专署安排专人负责对农场职工开展思想教育和农业知识培训,内容涵盖政策讲解、农副业生产技术培训及政治形势分析等。此后,从城市动员来的垦荒队员陆续开进农场。例如,1956年1月,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三批队员550余人抵达国营黎明农场。这些垦荒队员大多是18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青年学生。同时,本地也动员了青年垦荒队加入开荒垦殖,1957年思茅地区就有298名青年加入农场建设。随着农场建设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农场职工队伍。1960年,在中央的统筹协调下,大批湖南青年涌入勐海的国营农场,其中国营黎明农场分配到500人,他们大多来自水稻生产区,对农场的水田稻作生产提供了极大帮助。1962年,国营黎明农场职工增加了近3000人,总人数达5721人。据《勐海县志》统计,1966年农场总人口达12963人。与此同时,农场自身组织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国营黎明农场创建之初的8个生产队均由场部直接领导,1956年7月,改二级管理体制为三级管理体制,即农场下设分场,分场下设生产队,除一、二、三分场(均在勐遮坝)外,卫生所、畜牧场、后勤队、园艺队、基建队、运输队、试验站等直接隶属农场部领导。1962年,国营黎明农场改为总场,分场改为农场,设有凤凰、广门、景真、星火4个农场。到1963年,1958年建立的勐阿农场、勐混农场和1959年建立的打洛农场也划归国营黎明总场。至此,国营黎明农场基本定型。
在农场规模逐渐扩大的同时,其人员不断增加,需要通过相应的激励机制推进农场建设。一方面,党团组织建设稳步推进。到1959年底,农场党员总数达566人,形成了一支坚强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创先争优等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工作创业热情。例如,1958年有368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59年又有668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其中半数以上连续多年获得先进称号,27人还参加了省级先进生产者会议。这些举措为农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重要组织保证。
三、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生态改造
本文突出生态改造,意在呈现国营农场在塑造农业生态系统上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耕作的机械化、集体化,农业种植格局的有组织、有规划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重塑效应。国营农场对荒地的开垦与利用具有浓厚的“规划”“计划”特点,包括开荒后的整地、犁地、耙地,皆有深度、间隔尺寸、次数等标准化要求,这是与我国传统农业垦殖开发截然不同的,这也使边疆地区荒地开发整齐划一、进度快的效果得以呈现。
勐遮坝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无雪少霜,夏季偶有冰雹,秋季常有大雾;四季温差小,干湿分明,大片土地处于自然演化状态。其荒地大多土质坚硬,开垦难度大,开荒队员要“刈除刺蓬、黑心树和热带的大竹蓬,然后一锄一锄地垦荒”。同时,农场职工还要面对各种毒虫、野兽。“这些荒地原来都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国营农场的职工一面要在这些荒地上耕作,一面还要和野兽搏斗,把它们赶走或者消灭掉。人们从野兽那里夺来了田地”。一到夜间,坝区周边“狼嚎虎啸”,而坝内“毒蛇、蚊子、蚂蝗很多”。第一批复员军人组成的开荒队员“一边搭着草棚,一边就投入了开荒的战斗”,条件十分艰苦,甚至连一些基本农具都缺乏,“那时他们除了从部队上拉下来的几十匹骡马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战士们甚至把自己从部队上节余下来的钱凑起来,到附近买来了一些砍刀、镢头和铧犁。开荒时牲口不够用,战士们就自己拉犁”。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遵循农垦部“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国营黎明农场在1955年建场时即投入生产,当年开荒面积就达8000亩。随后,农场播种面积逐年扩大,1956年达14949亩,1957年增至17564亩,1958年进一步扩大到18500亩。1962年全场的计划耕地面积达34677亩,其中主要作物水稻15000亩、玉米12000亩、饲料2000亩、油料1700亩、甘蔗2930亩、其他作物687亩,拖拉机30标准台,役牛269头。
国营农场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是机械化耕种。勐遮坝地形平坦集中、土层深厚,适宜机耕。1955年,国营黎明农场的建场计划书明确指出:“在目前土壤方面,亦存在着很多优点,是实足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能够采取一般的综合农业技术措施,而不采取特殊的、投资很大的土壤改良措施,也能在水稻等几种粮食作物方面获得丰收。此区在地形方面,几乎没有分割,土层深厚,宜于机耕”。1956年,全场就配有大中型拖拉机3台、载重货车1辆,是当时全省3个机械耕作农场之一。此后,该农场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升,到1961年农场的机耕队已有15部拖拉机(合21个标准台)。在机械化的过程中,农场的自然环境也发生着剧烈变化。1957年,傣族诗人康朗甩在出版的诗歌集《从森林眺望北京》中生动描绘了机械化耕作给当地所带来的变革:“有一个奇怪的家伙,它奔驰在我们田地上。象一个翻倒的纺车它收稻谷,它的喉咙里又能把谷粒吐出来;泥土在它的脚底下翻浪花,包谷在它大胯下长起来。这只怪物呀,我们做梦也没梦见过;它饿了只喝怪味的酒,它的名字叫做载他纳。”同时,机耕对改善长期荒弃土地的土壤结构也十分有效。1955年建场时,国营黎明农场即逐步深化土地耕作,当时主要采用人工开荒,深耕约7—8厘米;1956年引入拖拉机后,深耕可达10厘米;此后,耕作深度持续加强,到1959年,深耕达25厘米,最深可达45—50厘米。机械化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重构了当地的物质—能量循环系统。具体而言,深耕显著改善了土壤条件,加深的耕层优化了土壤中的空气和水分状况,促进了土壤微生物的繁殖,从而增加了土壤肥力;深耕后的土壤搭配作物轮种,使坝区荒地土壤状态快速发生转变。
从能量流动角度看,机械化耕作和大规模的集体化劳作,彻底改变了坝区生态系统演变的动力机制,荒地杂草群落被水稻、小麦、花生等作物取代,改变了坝区原本的生态循环状态。坝区普遍实行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通常一季以水稻、玉米、红薯、花生等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另一季则以小麦、蚕豆、双季稻、豌豆等为主。除种植业外,农场同时还发展畜牧养殖,以饲养生猪和黄牛为主。此外,坝区周边山地以种植茶叶为主,后期也种植橡胶,但面积不大。在经过初期摸索后,农场逐渐建立了适宜当地自然环境的不同作物分片种植、集中管理模式。以产量而言,农场土地分为稳产区、内涝区、洪泛区三大类。其中,稳产区基本分布在靠山脚一带的冲积扇的缓坡地带,特点是土壤多为沙壤土,土壤肥沃,排水良好,产量比较稳定;内涝区是以坝区为中心的开阔平地,由于地势平坦,加之雨水比较集中,往往形成内涝,土壤湿重,排水不良;洪泛区表现为年年受涝,分布在当地南木哈河两岸的低凹地区,由于河道曲折、比降小,河流的流速慢,大雨后常形成洪灾,但淹水时间不长。内涝区要进行改造,需要深挖排水沟,工程量大,因此以种植水稻为主;洪泛区也主要种植水稻。部分原本种植旱作的土地因洪涝影响也改为稻作区。从1961年到1962年,农场的玉米种植面积从15267亩缩减到12500亩,水稻则从11574亩增长到15525亩。这是农场总结生产经验、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促进作物增产的重要举措。
肥料问题关乎农作物种植和生长状况,增施肥料是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措施。国营黎明农场的肥料主要靠就地取材,基本是以农家肥为基底,并种植绿肥作为补充,搭配部分化肥。在肥料的收集和利用上,农场展现出显著的规模化、系统化优势,如通过集中管理畜群(养殖场、畜牧队)系统收集粪便。农场为广积肥,建立了积肥专业队,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抽调,并将每头牲畜的出粪量定额到饲养员和专业队,确保粪肥收集及时、利用高效。同时,在肥料利用效率上,突出“农牧结合”,即农场饲养的生猪、牛、马等为农田提供肥料,农场生产的农作物副产品直接反哺饲料,形成农场内的物质循环,农场的各个生产队都留出了专门的饲料用地,并在有条件的地方修建了鱼塘,种水葫芦、浮萍草等。
为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农场在坝区、坝区与坡地相接带、山区等地种植了各种防护林,包括防风林、护田林、水土保持林和山区水土保持林等。防风林设在场区主导风向(西南风)的垂直地带,设主林带和副林带于田间道路与灌排水沟的两侧,可以调节局部小气候,提高作物产量;水土保持林设在坝区边缘缓坡冲积扇上;山区水土保持林是在山区以保持原有树林为主,并种植经济林木。绿化林则在场部房前屋后、田间道路边造林美化环境,改良卫生条件,并最终实现农田园林化、农场园林化,构建起区域森林—气候小环境,减少了水旱、风灾等。绿化林一般在春季造林,种下的树有专管绿化的人员看管,包成活、包成长。在田间道路两旁,以种芭蕉与种风景林相结合,并用芭蕉树养其他的风景林。
国营黎明农场的农业生产过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机械化与集体化为特征的农业生态改造,深刻重塑了该区域的土壤结构、作物布局、水文循环与生态景观。这种以“规划”为核心的开发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边疆治理与资源开发上的强大制度优势,也反映出人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与重构。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征服自然”,而是国家意志、集体劳动与边疆自然环境复杂互动之呈现。
四、水利工程与坝区疟疾消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水利建设大致可分为两种形态,即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自下而上的基层社会力量主导型。前者主要关心对区域或国家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水利建设,如黄河河道治理、江南沿海海塘建设等;后者则在明清以后成为基层小型水利建设的主要力量。前者常忽视民众的水利诉求,后者则又因基层精英掌握水利建设的主导权,以及水利建设常基于小区域利益共同体展开而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构成了我国基层水利社会关系的主流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水利建设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上述矛盾格局被打破,特别是在国营农场,强调全体职工是以国家主人翁身份进行集体劳动。因此,地方政府与国营农场推动的水利建设,动员了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民众是水利建设的实践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动员了广大民众参与,水利建设特别是小型水利工程遍地开花,其成效显著。勐遮坝的生态系统即在水利建设全面推进中实现了转向和重塑。
流沙河是国营黎明农场能否顺利垦殖的重要前提,其中,水库建设又是治理坝区河流水旱灾害的重要方式。1955年9月,农场成立了水利队,随即开始建设可灌溉二分场约3000亩左右土地的曼海水库。该水库设计坝长900米、坝高8米、库容量120万立方米,自1955年10月开工至1958年2月基本结束。曼海水库不仅是国营黎明农场修建的第一个人工水库,也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设的第一个人工水库。该水库既是勐遮坝水利工程的一项技术成就,也标志着勐遮坝农业生态实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即从被动受制于自然水旱节律开始向主动调控水文循环的转变。
1958年8月,国营黎明农场与勐海县政府组建勐遮县水利指挥部,领导勐遮水利建设。11月,水利指挥部撤销,成立中共勐海县委水利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县水利工程,农场一直是当地水利建设的关键力量。自当年8月到1960年勐邦水库建成,最初的建设者即黎明农场水利队由曼海水库撤下的200人,之后又从景真农场抽调110人,配备8部马车、2台拖拉机,合成1个水利中队。随后,全县各乡陆续加入,增加到2100人。修建水库以青壮年为主,他们的勇敢和坚定不仅推动了水库建设,而且还促进了当地社会观念的转变。例如,长期以来,当地民众与自然的关系受“神灵”思想影响,在水库修建过程中,当遇到河中巨浪,一些老人会惊呼“有水鬼、有龙王”,担心触怒神灵,对修建水库失去信心。此时,广大青壮年成为打破迷信、推动进步的力量,他们在冰冷的水中尽管“皮肤冻得发紫,但他们的心却象钢铁一样坚定”。水库建成后,坝区的生态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勐邦水库被傣族同胞称为“勐邦湖”或“天湖”,灌溉着半个勐遮坝子,使曾经“土地快渴死了”的勐遮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湖的泉水正象甘露似地源源不绝地流向那片干枯的大地”。作为国营黎明农场改造自然体系的组成部分,该工程重构了坝区的物质与能量流动路径,通过截蓄雨季降水、旱季放水灌溉,将流沙河原本干湿交替显著的水文状态转变为可调控的水文—农业协调系统。
从水利工程的数量来看,截至1957年底,勐海县的水利工程达676个,水田面积由1949年的14.4万亩增加到22.36万亩;1958年以后,先后在流沙河上修筑了3公里水坝工程、勐帮中型水库,以及曼满水库、曼老水库、曼丹水库、南井河水库和东凉水库等小型水库,还有377个大小沟渠和塘坝工程。1963年初,新华社记者叶子健进到勐海看到的已是一片富饶的农田景观:“新出土的早稻秧苗和茁壮的小麦,绿遍了往日荒凉的平坝,许多人在忙着栽插早稻”。可见,此时的勐遮坝已由荒区转变为西双版纳的粮仓。随着水利工程的持续推进,勐遮坝的水田面积也不断拓展。到1965年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14.55万亩,其中饱水田面积已达10.89万亩,占当时水田面积29.84万亩的36.5%。农场通过规模化水利工程将自然水文过程纳入人为调控体系,从而在根本上重构了农业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
除了兴修各种水库、引水渠道外,农田内部的水利系统构建也十分重要,其中开挖排水沟无论对水田还是旱地都非常关键。例如,勐遮坝在雨季常因排水不畅而引发低洼地区的内涝灾害,导致作物减产;地下水位较高但不能完全改种水稻的地区,也需要通过挖沟排水提高旱地作物产量。为此,国营黎明农场在实践过程中确立起一套排水沟的基本标准,即通常100米一条大沟,50米一条中沟,20米一条小沟,玉米、花生地则3—4米一条畦沟。水利系统的构建,对提高作物产量和防止农田遭受水害至关重要,对改造坝区生态环境与构建新型农业生态系统十分关键。
勐海坝的地形、地势及气候等自然环境助长了疟疾传播媒介按蚊的滋生。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疟疾的年发病率高达50%,新生婴儿绝大部分都生这种病;历史上因患疟疾死亡的人不计其数,人口逐年减少,大批田园荒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田与水利工程建设的推进,勐遮坝滋生疟原虫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例如,农场开荒将杂草清除,加之水库和田间排水沟渠的修建,打破了坝区原来的疾病生态链,并引发“次生生态系统”机制形成,坝区逐步从“瘴疠”之地转变为富庶的农作区。从疟疾发病率看,1955年农场的疟疾发病率在70%以上,1960年就有显著下降,而且从1958年到1960年再也没有因疟疾死亡的病例。这种转变除了得益于水利系统和农业垦殖从根本上改变了坝区疟原虫的滋生环境之外,还与党和政府所推动的边疆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有重要关系。例如,农场规定卫生员要下沉到生产队,落实卫生工作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同时,在预防疟疾药物的普及与推广上,农场职工每月都会进行2—3次的预防服药,服药率达95%以上。此外,农场还要求定期清扫卫生,每月喷洒可湿性“六六六”粉1—2次,并结合烟熏2—3次,向职工普及卫生知识,倡导改善环境卫生,讲究个人卫生。
医疗资源的基层普及、水利工程对坝区荒地生态的重塑,从根本上改变了国营黎明农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深刻改变着当地的生态景观格局。正如作家冯牧所描绘的:“田野里,各种庄稼作物排列得象棋格一样齐整:浅绿色的是甘蔗,油绿的是早稻,淡红的是菠萝。极目远望,在一片片凤尾竹和芭蕉林中,到处都有新盖的房舍,到处都有雪白的高大的谷仓。”同时,从生态与社会互动角度而言,农场开发也促进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产中,农场的职工和少数民族农民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并帮助各族农民推广先进的耕作制度和生产技术”。边疆地区在农业垦殖过程中,实现了国家对边疆的实际治理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边疆地区设置国营农场除经济价值外,还有巩固边疆安全、维护民族团结的政治意义。正如《人民日报》1964年3月23日在题为《国营农场要积极为建设稳产高产农田而斗争》的社论中所明确指出的:“在我国边疆地区建设好国营农场,对于更加繁荣边疆地区的经济,进一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加强各族人民的团结,都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当然,国营农场这种集体化、机械化、规模化的开发,对当地生态环境不可避免会带来影响,某种程度上说,国营农场实现了国家力量对边疆自然的改造与重塑。但这种改变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即完全将新中国的经济开发政策及人的活动与自然对立起来。以国营黎明农场为例,其建立将长期以来荒芜、瘴疾肆虐的勐遮坝变为“滇南谷仓”,并将当地由自然演替为主的“自然”型生态系统转变为以农业种植和生产为主导的农业型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的变革和重塑,又重新影响并改变着当地的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不可否认,国营农场在重构当地生态系统的同时会产生新的问题,生态系统在局部区域出现单一化,也会影响系统内部各生态要素的运行状态,但这种单一化却不可简单视为环境破坏,环境史研究也要避免这种简单的逻辑叙事。如不打破这种叙事局限,许多复杂的生态史问题将无法深入剖析。新中国环境史研究亟需中国环境史学界予以充分重视与深入探索。其研究不仅关乎中国特色环境史“三大体系”建设,更是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地关系演进逻辑的关键维度。正如本案例中所呈现的,新中国国营农场开发史具有特殊的环境史研究价值,作为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农业开发实践,国营农场既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典型特征,又集中反映了制度安排、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其环境变迁历程是新中国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微观缩影,需要环境史学界给予更多关注。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