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救援工作。作为重要工业城市，上海在地震救援工作中表现突出。上海医疗队第一时间奔赴唐山，原计划立即建4所抗震医院，但因伤病员数量巨大、环境恶劣，因此，在中央决策下积极开展伤病员转运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上海医疗队通过急诊抢救和有效手术，保证了一批危重病患的安全转运，展现出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在转运途中，经多方协作配合，大批伤病员得以顺利转运。上海既接收了部分伤病员和投亲靠友者，同时也承担了向灾区和接收伤病员地区提供大批药物和器械的任务。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体现了“全国一盘棋”下地方政府处理应急事务的经验、规范、能力和大局观，是灾害医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唐山大地震；转运；接收；救援；医疗史 

　　［作者简介］金大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鼎，助理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档案局（馆）课题“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JZSHS201601）、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唐山大地震救援史料整理类编”（2017K-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6年7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强调：“四十年前的大地震虽然摧毁了一个城市，但没有摧毁唐山人民和全国军民的坚强意志。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6秒，河北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全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长轴约2100多公里，陆地面积约217万平方公里。大地震使唐山这座有近百年历史的工业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造成巨大伤亡，包括波及的京津地区在内共震亡24.24万余人，重伤16.45万余人，轻伤需要治疗者达36万人之多。地震发生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各兄弟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队与河北一道积极投入救援。上海在地震发生后迅速行动，即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河北省委、唐山市委、天津市委、北京市委发送急电，向灾区人民和战斗在抗震救灾一线的人员致以亲切慰问，并表示上海方面一定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对此，上海全力部署救灾事务，各类救灾物资加班生产、出库，如上海益民食品四厂于29日晚接到突击增产压缩饼干任务，职工们连夜行动，到30日上午就拿出了第一批10吨产品。又如，卫生部通知上海组织医疗队赶赴唐山进行救援，上海立即成立了由上海市卫生局的3位领导与15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大队部，同时组建了56支医疗队，每支医疗队15人。29日清晨，上海第二医学院（以下简称二医）组建的医疗队第一批赴唐山参加抗震救灾的127人从上海北站出发，因灾情过于严重，医疗队在30日凌晨抵达天津附近的杨村后，火车就无法前行了，只能从杨村的军用机场坐飞机进入唐山。 

　　总体来看，上海医疗队的救治任务异常艰巨。以二医医疗队为例，7月31日凌晨4时，医疗队到达灾情较为严峻的丰润县。其面对的是集中了一批“严重骨折、截瘫、颅脑外伤、内脏破裂”等重伤员，有的已出现了“休克、严重感染、失血、脑水肿等并发症，处于半昏迷状态”，情况十分紧急。对此，医疗队立即开展救治，其所带“一万片止痛片，一千根导尿管，一个晚上就全部发放用完”。与此同时，医务人员就地取材，把电线里面的铜芯抽掉，称之为“抗震”牌导尿管；利用布条、木板、树枝、铅丝等加工成夹板、固定圈、牵引架，使骨折的伤病员得到固定处理；甚至将找来的不锈钢片，用锯子、锉刀锉成骨钉，为不少伤员的股骨骨折复位。虽然上海医务人员敬业且医术高明，但伤病员数量巨大，医务力量、药品器械左支右绌，后勤供应短缺，且当时正值盛夏，气候环境恶劣，给伤病员的救治带来较大困难。如此境况下，如何展开有效的医疗救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相关档案文献及口述访谈资料，拟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以期对灾害医疗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转运的决策与态势

　　针对繁重的救治任务，中央明确提出：“凡一个月内的伤员不能治愈者，均送外地治疗。”不过，此时要求转运外地更多是指转送到北京市或河北省医院治疗。如首批上海医疗救援队队员杨正朝回忆：“我们队到工作场所的第一天晚上，我便被安排跟着两位解放军外出巡视病人，发现重病人就发转院通知。”随着救治任务的不断增加，转运救治工作也随之加重，成为医务救援即刻执行的重要任务。 

　　其实，上海医疗队原定计划是在唐山建立4个容纳3000名病人的抗震临时医院。但实际上此任务难以完成，且伤病员实在太多，因此不得不实施转运救治。唐山救援前线向中共上海市委发回的信息显示：“唐山伤员20万要半月内转出去，每天陆运2万空运3千”。那么，原定计划是否取消呢？由于上海此时已有不少医务工作者在唐山，因此准备于8月6日出发的一批医务人员处于待命状态。对此，中共河北省委认为，上海计划的4所临时医院还是要办，但规模小一点，原来每院收3000人改为300人。8月6日，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常委会传达有关唐山地震救灾情况：“上海市（提供的支援力量）包四个医院，包括野战医院。”“上海去的四个医院，除病床不带，其他上海包下来。”至于上海是否承接唐山转运伤员的任务？根据安排，唐山重伤员主要送河北、河南、山东、安徽、辽宁、吉林、江苏7个省，上海则主要提供前述的“支援力量”。所以，当上海有一架飞机返回时带了50个伤员，途中接前线救援指挥部电报就降落南京，“南京市委很重视，召开会议，安排好医院”。也就是说，上海一开始的主要任务只是提供包括建医院在内的相关救援工作，转运尚不在考虑范围。 

　　转运工作的前提是通过诊断进行筛选分类，以使危重病人能够及时转出。其中有急诊病人，更多的则是从瓦砾中救出的伤员，有的被严重砸伤，有的呈大面积开放性创口感染（有的甚至出现中毒性休克）。为了以防沿途遭遇不测，门诊的医护人员需对伤员进行清创、包扎。同时，转运要求有广泛的覆盖，为此，医护人员开展了巡回出诊。例如，上海市静安区医疗队分成两个分队，行走40多公里，分赴遵化县马兰峪公社和东陵公社探查病情；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称一医）医疗队在出诊中发现了脊柱骨折伴截瘫等伤员，经处理后安全转出。 

　　转运工作中的难题是面对极危重的伤病员怎么办？是填表转运，还是收留救治？前者伤病员难以承受转运的颠簸，存在途中伤情恶化的可能；后者又因环境条件困窘，一旦不测将承担一定的风险。面对两难选择，上海医务工作者表现出了较好的医德医术。例如，静安区医疗队在排队转运伤员的担架中，拦下了一位腰背部大面积创伤合并会阴部裂伤深部感染，持续40摄氏度高热，并发败血症的姑娘。医疗队立即组成治疗组和特别护理组。当伤员病情恶化，血色素低于6克的情况下，两位医护人员立即挽起衣袖，为病员献血。在抗生素和会阴部扩创引流的治疗下，该姑娘脱离了危险，最后一批被抬上了转运的卡车。总体来看，当时的救治条件相当艰苦。据参与救援的华山医院急诊科主任杨涵铭回忆：“有些危重的病人需要开刀抢救，包括神经外科、骨科和普外科等方面的手术。说实在的，当时根本没有适合开刀的外部条件。余震不停，没有人敢进房子。于是我们就露天开刀……老北京二锅头和当地老白干作为酒精消毒，应当可用。我们就去问生产大队有没有酒，他们都很慷慨地拿给我们使用。”即便如此，上海医疗队还是竭尽所能，在较短时间里救治了大量危重病员，为其顺利转运提供了重要保证。据统计，仅二医的一个小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至少做了100台病人的外伤处理手术，把重症伤员一批一批送出去”。 

　　整个转运的运输工作虽由部队执行，但上海参与救援的医疗队也在转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准备阶段，各医疗队积极配合做好伤病员护理和准备工作。据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护理为2人轮转24小时工作制，一个值班护士在“12小时里没有一分钟是可以停下来的，不停地打针、换药和抢救”。而在转运阶段，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也积极做好相关工作。据曾参与救援的男护士陈官辉回忆：“我专门负责我们医疗队的伤员转运。他们给我派了几个士兵和两辆军用大卡车，归我指挥，我每天就起早摸黑地来回跑。需要转出去的人，全都装到卡车里面。”“很多医疗队的伤病员，都集中在火车站和飞机场，大家都要争先恐后地把伤病员送上去……伤病员送上去后，才算完成任务，马上开车调头往回开，接送下一批伤员。” 

　　总体看来，上海参与救治与转运的效果非常明显。上海市虹口区医疗队张宝忠1976年8月9日给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的信件显示：医疗队5日晚坐汽车到达迁西县、冀汀水库（汾河支流）工地收治伤病员，但“绝大多数重伤员分别转到九个省市去了”。同日，唐山市路北区开滦煤炭科学研究所上海医疗队金勇致领导的信件显示：“大量的人往外转，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10万左右病人转出去了”。由此可见，唐山大地震救援关键期的转运决策是理智且正确的，不仅挽救了大批重伤员的生命，还为中后期的救援和灾区重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其中，上海医疗队凭借其整体实力、水平和素养，成为唐山大地震救援中的重要医疗力量。 

二、转运的具体过程

　　在转运伤病员的过程中，上海通过飞机和铁路两种转运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飞机转运 

　　如前所述，大地震发生后，飞机一时间成为进出唐山城区的重要交通工具。地震发生当天，唐山机场就集聚了5000余名重伤员等待转运。至1976年8月1日，5天内飞机总架次达1044次，最多一天有300架次。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上海有1架三叉戟飞机，每天1班来回。去唐山的时候运送各种救灾物资，返回上海时则运送伤员。例如，上海首先到达唐山的是海军上海基地411医院的医疗队，7月29日从上海起飞，下午两三点降落唐山机场，随即将伤员往返回的飞机上送。当中央下达转运伤病员的指示后，从上海返回的飞机也参与往上海以外的地方空运伤病员。例如，据驾驶三叉戟飞机的上海飞行员日记记载：这天接到的任务是转运一批重伤病员至某地。卡车驶来了，他们的伤势都十分严重，但谁也没叫一声，哪怕极轻微的一点呻吟声。没一刻，机舱满了，还有重伤病员没上机安置，我们调整位子，挤出了场地。这时，又送来一位重伤的老太太。我们果断地决定：拆除服务舱。全部伤员上机了，一位来自开滦煤矿的老工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谢上海人民，感谢全国人民啊。告诉他们，我们已经下矿出煤了。” 

　　大难与大爱共存，这是灾难史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中，这些点点滴滴关系“生活—生命”的细节，深刻地昭示着人情与人性的光辉。同时，大爱与大勇共存。在救援唐山大地震的过程中，人民军队的英勇事迹可歌可泣。其中，包括空军运输部队上海籍的飞行员、领航员、机长等，参与了转运伤病员的全过程。据曾参与转运的空军“上海兵”吴江山回忆：“在执行任务的9天时间里，我连续飞行了8天，其中只休息了1天，共飞行了21架次，21小时15分钟，基本上都是短途飞行，在就近的大城市机场转运伤员和运输救灾物资。”“这次救灾使我们充分体会到全国就是一个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抗震救灾作出了贡献。”为了确保转运的安全，上海医疗队还参与了随机护送重伤员到外地的工作。由此，医疗队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救治唐山伤病员的热情和重视。例如，在山东济南，党政军负责人感受到现场，担架队、救护车整齐列队，飞机一降落，当地的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检查、抢救，并迅速地将伤病员抬运上车，送往各有关医院。 

　　（二）铁路转运 

　　1976年7月29日下午，即唐山大地震后的次日，上海铁路局党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要求各分局和站段“急灾区人民所急，想灾区人民所想”，把抗震救灾的运输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做到“要人有人，要车有车”。自29日以后的4天中，全局开出救灾专列3列，抢运救灾物资160车。8月2日，上海、杭州车辆段各组织了一列客车开赴灾区，组织转运伤员，上海、杭州铁路医院派出随车医疗队21人。8月9日，卫生部向河北、天津、北京、上海、吉林、辽宁、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山西、陕西13个省、市卫生局发出《关于加强救治伤员和灾区卫生防疫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接收治疗地震伤员的地区努力克服困难治好伤员。上海铁路局深挖潜力，以“临客”的编号开出抢救伤病员专列6列，接运伤病员列车32趟次，安全运抵伤病员13000余人。共有77名医务人员、270多名客运乘务人员和12名干部，日夜在列车上为伤病员服务。车辆可以调配，医务人员可以派遣，只是餐车炊事员的问题比较棘手，于是“上海列车段闸北区街道支援工100名，市饮食服务公司炊事员30名”到位，保证了转运伤病员专列的运行。 

　　在中央下达转运伤病员的指示后，上海各医疗队根据救治和安全的原则分配转运的人数和方式。例如，计划有1趟列车，二医就从“瑞金医疗队处接30个伤员，从仁济医疗队处接50个伤员”。二医负责指挥转运伤员的医生徐建中还曾将一位下身截瘫的小姑娘送上车厢。时隔20年后的1996年7月，二医赴唐山义诊，徐建中再次遇到了这位因地震截瘫的姑娘。如今这位姑娘已“成为一名铅球残障运动员，曾在亚洲残奥会和中国残奥会上获奖”。在上海转运伤病员的“卫生列车”上，一医、二医都派遣了医疗队。例如，一医的“卫生列车”医疗队成员共计40人，其中党员15人（37.5%）、团员22人（55%）、群众3人（7.5%），党团员占比共计92.5%。这说明整个队伍的组建，已充分考虑到救援唐山的环境之艰困和政治意义之重大，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除领队“工宣队”员1人外，医务人员及医科出身的7人（17.5%），多数为1976届“工农兵”大学生32人（80%），说明学校充分考虑让这批学生体验灾害环境及医疗救治，而更为务实的原因则是危重伤病员已由飞机转运了。正如上海第一批“卫生列车”医疗队队员王雪娟所回忆的：“进了唐山之后，两个小时内20节车厢就载满了病人……后来听说，地震后每分钟有一架飞机从唐山机场出发，把重病人送往各地医院，等到我们的列车去时，接收的都是相对来说轻伤的病人，大多是手伤、腿伤，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可见，铁路转运具有运量大、转运轻伤患者等特点。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抢救生命的紧迫时间内，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被调集起来，从飞机转运到列车转运，大面积转运伤病员得以顺利完成，成功帮助唐山走出了困境。 

三、上海的医疗救援与生活关照

　　当大批伤病患者转运至上海后，上海立即展开医疗救援，并在生活方面给予诸多关照，展现了“全国一盘棋”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 

　　（一）医疗救援 

　　1976年7月28日下午，即唐山大地震发生10多个小时后，上海各区传达中共上海市委紧急会议精神时就显示“上海医院，旅馆要有准备”。随着地震中伤病员转运而至，上海立即开展相关救治。例如，8月1日晚，随上海运载救援物资返回的飞机从唐山转来28名伤病员，分别由第一人民医院（18人）和瑞金医院（10人）收治。因预计陆续会有灾区病人到来，故市卫生局布置“市区医院已腾出2000多张病床”，并要求“全力以赴，热情接待，不能耽误病情”，“留50个床位，组织抢救班子”，具体做到“病房要有政治空气，供应画报、报纸，协助写信，付邮票”，“不能随便出院”。同时，为给转运来的伤病员提供足够的病房，一些已经住院的病患还主动提出出院。例如，正在瑞金医院住院的病员得知要为唐山的伤病员腾出部分病床时，许多病员便主动提出出院，很快腾出了120张病床。一位工人病员说：为了抢救灾区的阶级兄弟，我这点病算什么。一位家住浦东的工人病员手术后伤口未愈，心甘情愿地表示：宁肯摆渡到市区来换药，也要让灾区伤病员住进来。此外，上海还要求各区要“让出一所中学，甚至要让出一所大学”。为此，虹口区的落实明确到位，指定洪湖中学、保定路小学为收容治疗站。 

　　上海救治工作是紧张、有序而周全的，后勤保障是充分的。中央下达转运伤病员的指示后，上海提供医药、器械的任务日益加重。1976年8月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以下简称上海市财贸组）在《关于救灾物资供应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接收灾区伤员地区的所属商业部门已来沪联系供应救灾物资，“面广量大，有计划外的，也有计划内的”。经报请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数量小资源有可能的，可由市财贸组决定。数量大或重要品种（如人体白蛋白等），应请示市委或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与上海毗邻的昆山、太仓、常熟、启东、海门、嵊泗6县，因接收灾区伤员，“数量少的一般品种，可由市第一、第二商业局酌情发运，并报市财贸组备案。数量大或重要品种，经市财贸组报市委定”。11日，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就抗震救灾药品、器械供应相关问题致电上海市财贸组。13日，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即根据抗震救灾所需要的266种药品、器械的品种规格，上报了详细的贯彻意见。总体来看，上海提供了大批医药物资。上海市财贸组在当年9月的统计结果显示：1个多月以来，医药站分3批向医药工业公司提出治疗灾区伤病员急需的抗生素，解热止痛、强心、利尿、止血、外伤、磺胺、激素、维生素等药品115种，其中针剂10205万支，片剂93200万片。医药工业公司及时向所属制药厂紧急安排，衔接在1976年商业收购计划的基础上，增产针剂8210万支，片剂41000万片。 

　　在尽量保证药品、医疗器械等供应的基础上，上海各参与救治医院的医务人员均加班、顶班做好相应的救治工作。例如，曾有一伤病员先从唐山转运至江苏省南通医学院，因受挤压伤，情况危急，一医立即派出医、护、工3人连同人工肾机器前往抢救。1976年8月20日，该病员转至上海中山医院，途中及入院后两次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继发重度贫血，有随时发生肺水肿的可能。中山医院集合各科室力量，并向南京军区总院求援高效能透析膜。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消化道出血，根据病情变化，不定时进行人工肾透析，以及外科医生和护理细致地处理伤口，使创面较快地愈合，终于9月20日基本脱险。这一病例不仅是急症抢救的成功，更证实面对重大的自然灾害，上海医务工作者所具备的高超医术和“行动能力”。 

　　为做好救治的保障工作，上海还组织市民开展献血、慰问等活动。例如，上海市献血小组考虑到临床抢救用血需要，决定在完成原定任务外，先增加动员6000人献血，其中，机电一局增加3000人，轻工业局和纺织局各增加1000人等。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于1976年8月下旬去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对来自唐山的伤病员进行慰问演出。 

　　（二）解决“票证”供应和费用问题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等）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唐山大地震后转运来沪的人员同样牵涉票证和费用等问题。例如，上海接收第一批伤病员后，市卫生局的请示报告从救治的角度出发，只提及经费和生活必需物品而不关票证，如“医药费用一律免费”“病员伤势较重，急需营养，暂定每人每天伙食费八角”“每月发给零用钱五元”（建议各项费用由抗震救灾的专款开支），以及提供汗衫、短裤、肥皂、草纸等。因此，市第一商业局在紧急请示报告中对应提供的生活用品做了相应的补充。1976年8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下发通知指出：“原则上同意报告意见，转告各有关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在此基础上还在4日进一步提出了唐山灾区不同类型的来沪人员，以及不同接待和不同供应标准的办法：灾区来沪投亲靠友或入住上海旅馆的，凭临时户口或旅馆住宿证，到市纺织品公司或县商业局调换布票，每人掌握在10尺以内；没带当地布票，又缺少替换内衣和外衣者，由区、县民政部门出具证明，到指定商店购买，按人供应外衣一套、汗衫或背心一件、短裤一条不收布票。票证管理由各专职部门具体执行，此办法打通了解决票证问题的路径。 

　　为此，上海市粮食局就灾区来沪人员的粮食（粮票）、食油（油票）等供应提出方案：住院伤病员按本市居民用粮标准，食油按每床每月1斤，由医院凭证明向粮管所申请；住宿市民政局接待站或旅馆的人员，按借支本市粮票的回笼数（以回笼全国粮票30斤，补油半斤的标准），统一向粮管所申请；来沪投亲靠友的人员参照入住旅馆人员的标准执行。同时，按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规定，经所在地区里委会证明，可先供应每人1个月猪肉票（即10张猪肉票，可购2元的猪肉），猪肉票证由原发证单位发放；一周岁以下的婴儿，每月供应奶粉1斤。 

　　关于医药费用问题，如果说前述1976年8月2日上海市卫生局建议“免费”的意见是医务界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提出的思路，那么，8月4日，上海市财政局经与市卫生局、第一商业局、民政局共同研究，提出的处理意见就是落实的举措。比如，伤病员个人衣服等生活日用品，由医院向第一商业局供应点领取、发放；住院费、医药费、伙食费（每人每天1元，其中伙食0.8元，水果、营养等0.2元）、零花费（暂定每人每月5元）等费用，分别由第一商业局、卫生局凭收据或审核后向市民政局结报。至于自行来沪投亲靠友者，生活确有困难，由所在民政部门按每人每天0.4元发给伙食费，粮票按本地居民定量标准发给，个人衣服等日用品按困难情况，由所在民政部门向第一商业局供应点领取、发放，其费用由区县财政的社会救济费中解决。市民政局因救灾而增加的费用，由市财政局追加市民政局的“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预算。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也对灾区来沪住宿旅馆者的费用提出有区别的处理意见：收容性质的由民政局统一支付；投亲靠友因住宿困难而入住旅馆者应自费处理；地震前因公来沪者，取记账形式待以后结算（包括借支路费）。同时，随着上海天气逐渐转冷，考虑伤势未愈的伤病员和老、幼、病、残等，市第一商业局又提出冬令服装和生活用品的补助意见：如确有困难者，从1976年9月起，可供应每人外衣、棉毛衫裤各1套，跑鞋1双；从11月起，供应老年、儿童棉鞋1双；若有其他特殊困难（如缺少棉被等），可报市民政局个别处理。手续和票证、费用结算仍按原规定办理。 

　　唐山大地震后的来沪人员，不管是伤病员还是投亲靠友者，都能得到与上海市民同等标准的供应，还能在费用上得到入情入理的宽解，既体现了上海处理应急事务的经验、规范、能力和大局观，同时也有助于相关人员尽快度过灾害带来的困难。 

　　综观唐山大地震救援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上海医疗队迅速开展救治工作，从医护合力执行转运任务到开出“卫生列车”奔赴四面八方，以及后方接收来自前方的病患，全都秉承毛泽东1941年给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其实，这个题词源于革命战争年代，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此题词的精神如何一脉相承？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如何有情地展示人道主义的情怀？上海医疗队的表现和贡献值得高度肯定，其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救援力量一起，与唐山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共同谱写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