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后，文物保护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尤其是红卫兵“破四旧”使不计其数的文物和文物古迹遭到打砸和洗劫，从而直接毁坏了新中国成立多年来文物保护工作的成果。“破四旧”运动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认识到文物破坏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相应政策，采取措施，制止和纠正运动中出现的错误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全国局势仍处于混乱的情况下，文物保护工作开始逐步恢复，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目前学界关于“破四旧”对中国文物的破坏已有充分的共识，并产生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但对“破四旧”后文物工作的恢复和发展较少涉及。本文试对此作一梳理，以期全面认识“文革”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

　　“破四旧”后的政策纠偏，清查和抢救文物

　　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进行破除“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的“破四旧”运动。在媒体的宣传影响下，“破四旧”运动迅速推向全国，而代表“旧思想”、“旧文化”的文物首当其冲成了红卫兵破除的主要目标。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毁坏了大量珍贵文物。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破四旧”对中国文物造成的不可挽回和无法估量的损失是毋庸置疑的。这一运动使无数凝聚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文物毁于一旦，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工作的极大否定和打击，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曲折发展时期。

　　“破四旧”运动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及部分领导人就认识到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在不同场合对红卫兵的破坏活动表示反对。毛泽东在1966年8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2］8月31日，在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号召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气。10月3日，周恩来接见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说：“‘破四旧’是个长期任务。中国的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传统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子解决问题是不行的。”［3］周恩来、陈毅、陶铸等中央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暴力活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自1966年9月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下发文件，制止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中共中央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等。从九十月开始，“破四旧”作为全国性的运动基本结束。

　　“破四旧”结束后，党和政府开始进行政策纠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对文物、图书要加强管理和保护工作，不许随意处理和破坏”［4］。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要求各地对被查抄的物品加强管理和保护。一些群众组织也响应号召倡议加强文物保护，3月25日，北京造纸总厂、文化部机关等13个群众组织联合发出《关于保护革命文物和古代文物的倡议书》和《关于保护古旧书刊、字画的倡议书》。这说明党和政府及部分群众已开始认识到文物破坏的严重性和保护文物的必要性。

　　在此基础上，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明确强调文物的珍贵价值和历史意义，并明确指出：“文物图书都是国家的财产，在文化大革命中，应当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4］该意见还提出了保护文物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保护原状，不要进行大拆大改；重要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塑壁画等应加以保护；注意保护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严禁以搞副业生产或其他为名挖掘古墓；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出土文物应一律交当地文化部门保管；不能随便焚烧书籍；各地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对“破四旧”查抄的文物、书籍等进行清理、收集，集中保存和保管；各炼钢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对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能销毁，经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各文物单位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一律不要处理或销毁，应妥善保管和保养。这是“破四旧”后中共中央专门针对文物保护问题发出的第一个文件。它明确了文物保护的指导思想，指明了遭到大规模破坏后文物保护的方向，对扭转和稳定当时的文物混乱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一些相关部门也发出保护文物的通知和规定。这些文件对宣传党的政策，纠正红卫兵对待文物的错误观点，制止破坏文物起到了亡羊补牢的作用。

　　在进行政策纠偏的同时，为扭转“破四旧”造成的混乱局面，党和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遗留问题，进行文物清查、拣选及抢救工作，对查抄的部分文物进行清退。北京市文物商店、文物工作队等从查抄物资中抢救出古书1万多部，10万余册，字画336件，墨砚图章113件，其他文物5万多件。［5］1967年2月13日，北京市文教组、文化局、文物商店、文物工作队等单位联合组成“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深入各区县查抄物资库房，收集、整理和保护查抄的古书文物，调查保护古建筑等。仅1967年5～7月间，“共清理拣选出古书刊66吨又80万册。各类文物666万多件、铜器250吨”。自1967年3月至1968年1月，共清理查抄户4104户，其中有图书文物户1927户，入库600多户的图书178372册、文物80478件。1967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文物商店到废品公司拣选文物，抢救了大量鎏金铜佛、铜镜、铜车器、铜香炉等。［5］（pp.234，233）1971年2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统战部军管组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产的处理意见》，成为北京落实处理查抄文物和图书的政策依据，也是全国落实、处理、清退红卫兵查抄文物和图书的开始。虽然清查、抢救和清退文物的范围、数量与被破坏的大量文物相比是有限的，但这毕竟是切实补救文物的政府行为的开始。

　　此外，针对“文革”初期对文物的破坏，党和政府对一些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实行了军事管制。如“文革”开始后，解放军工作队、北京卫戍区、“军、工宣队”先后进驻故宫，“军、工宣队”进驻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解放军北京卫戍区还对北京图书馆、定陵博物馆、鲁迅博物馆等重要文物单位进行了军事管制。上述措施使这些重要文物单位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成立中央文物管理机构，颁布文物政策，规范文物秩序

　　“文革”开始后，“军、工宣队”进驻原中央级文物管理机构——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系统干部职工陆续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局机关陷入瘫痪，全国大部分博物馆关闭，文物保护工作陷入停顿。

　　“文革”期间，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同时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被红卫兵砸毁。在此形势下，为尽快恢复文物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0年5月10日，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成立，由国务院办公室直接领导，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工作，军宣队干部郎捷任组长，王冶秋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政工组、办事组和业务组。1971年，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文物干部开始陆续回京。图博口领导小组成立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领导和组织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文物工作开始在逆境中恢复。但同时也应看到，图博口领导小组是特殊时期中央管理文物工作的机构，对其所主管的复杂的文物工作仅是总体领导，业务分工还不够详细和具体。

　　随着文物工作的逐步开展，为加强对文物事业的管理和领导，1973年2月14日，国务院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归国务院文化组领导，王冶秋任局长，下设办公室、文物处、博物馆处、图书馆处等。同时撤销图博口领导小组。文物事业管理部门的领导体制由文化部下属单位改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成立，使更多的文物专业干部归队从事文物组织和管理工作，文物主管业务分工更加精细化，极大地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尽快恢复。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成立后，首先颁布了一系列政策，重点解决当时文物保护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多方面重新规范文物秩序，恢复和开展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在文物拣选和流散文物的保护方面，针对当时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和金属冶炼厂在杂铜拣选工作中，发生未经拣选即回炉冶炼及大件重要文物在运输过程中被砸毁的情况，1973年11月16日，对外贸易部、商业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从杂铜中拣选文物的通知》，要求：“废旧物资回收部门和金属冶炼厂收进的完整铜器必须注意保护，不要损坏和砸毁，并及时通知当地文化、外贸部门进行拣选。”“拣选出来的文物，重要的由文化部门保存；可以出口的提供外贸部门出口；其他暂时不能出口的，由当地物资部门先收存起来，处理办法另作规定。”［4］（p.94）

　　在考古发掘方面，针对“文革”以来有些地方“挖坟取宝”，以挖掘古墓为“副业”，有的单位将重要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等问题，1973年8月1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考古发掘工作的管理的通知》，同时重新印发1964年国务院批准的《古墓葬、古遗址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1974年8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出土文物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人民的财富。任何地方、任何个人、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能据为己有。凡是重要的考古发现，都要及时上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地下埋藏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严禁买卖或变相倒卖出土文物，要坚决打击文物走私和投机倒把的活动。”［4］（pp.95～96）文件重申考古发掘要配合基建为主、严格发掘报批手续，并对革命文物、古建筑修缮等提出相关要求。

　　在文物出口方面，针对当时个别文物单位出售藏品甚至将馆藏精品作为外销商品的情况，1973年10月31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发出《关于严禁将馆藏文物图书出售作外销商品的通知》，严令各地文物机构一律不得自行出售馆藏文物图书；对非文物的处理，应报请省、市、自治区批准后始得进行。［4］（p.93）针对“文革”以来文物出口和商业管理中存在的多头经营、价格不一、市场混乱等问题，1974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转外贸部、商业部、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商业管理和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政策的意见》，指出：文物出口“不宜采取‘成批销售’的办法，必须密切注意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的动向，采取‘少出高汇、细水长流’的方针，有计划地组织出口。对文物商业市场，则应归口经营、统一收购、统一价格、加强管理”。《意见》还重申了文物出口的界限和鉴定标准，即“对于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以后按标准可以出口的文物，如属价值较高，数量较少的（包括有代表性的现代艺术作品）要从严掌握。乾隆六十年以前的一般文物，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特许批准都可以出口。革命文物或反革命罪证，不限年代，一律不准出口”。［4］（p.98）有关部门还联合发出《关于古旧书籍出口鉴定问题函》规定：“凡不能出口的旧书、古籍，一律不在外宾柜陈列、出售，一九一一到一九四九年间出版的，可以出口的线装书、木板书须由文物管理部门加盖火漆印，始能在外宾柜陈列、出售。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个人旧存古旧书刊需要出境时，须由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四口岸之一的海关会同文物行政部门鉴定。”［4］（p.102）

　　这些针对文物保护的新问题和文物工作的新形势而制定的文物政策，从考古发掘、古遗址保护、文物拣选回收、文物出口等各方面，对制止“文革”所造成的混乱、恢复文物保护工作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成就

　　20世纪70年代前后，基于对严峻国际形势的判断，在中共中央加强备战的号召下，许多地方开展了挖防空洞、修工事“备战备荒”的国防工程建设；而持续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了广大农村改造农田，大搞农业基本建设。在施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文物遗址，文物工作人员清理并发掘出了一批举世闻名的文物和遗址。

　　1968年5月，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进行军事施工过程中发现两座古墓葬。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解放军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共同进行了发掘。后经确认这两座墓是西汉中山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这次发掘共出土车马、陶器、铁器、铜器等文物1万多件［6］，许多器物制作精良，工艺水平很高，如长信宫灯、金缕玉衣、错金博山炉、错金银写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鎏金银嵌乳钉纹壶等，其中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首次发现成套的金缕玉衣，也是当时所知最早的金缕玉衣。

　　1971年，湖南省军区因战备需要在长沙市东郊马王堆施工过程中发现古墓葬。在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的直接指导下，1972～1974年，考古工作人员在马王堆共发掘三座汉墓。经研究确定墓主是西汉长沙王轪侯利苍、利苍之妻辛追及他们的儿子。墓中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包括大量的绢、纱、锦等丝织品，其中最神奇的是辛追穿的两件素纱禅衣，重不足一两；墓中出土的帛书、简牍内容相当丰富，涵盖门类广泛，大部分是失传的战国至汉初的珍贵历史文献；墓中还出土了大量鲜艳美丽的漆器、陶器，粮食、水果、蔬菜、鸡蛋以及大量的糖、酱、盐等调味品，成筐的金银铜钱、木俑、乐器、壁画等。马王堆汉墓最著名的出土文物是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轰动一时。在发掘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对出土文物的保护、女尸解剖与新闻纪录片的拍摄等先后作了四次批示，对墓地发掘多次作出口头指示。为更好地开展对女尸的科学研究和保护，女尸移入湖南医学院进行解剖。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全程跟踪拍摄整个解剖过程，纪录片《西汉古尸研究》在1979年布鲁塞尔第八届国际科技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对汉代历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女尸的出土也为研究古代病理学及中国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马王堆西汉墓的成功发掘震惊世界，是惨遭“文革”浩劫摧残之后振兴文物事业的大事。

　　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兵马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对此十分重视并批示：“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5］（p.281）秦俑从此得以重现人间。从1974年7月到1976年，经多次发掘共清理出兵马俑一、二、三号坑，出土陶俑近8000尊、战车130余辆、陶马500余匹、鞍马116匹、青铜兵器数万件。［7］威武壮观的秦俑军阵体现了秦朝气势恢宏的军力，大大丰富了秦史的研究资料。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中国考古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为保护出土的陶俑、陶马等不被风化和侵蚀，根据聂荣臻的建议，1975年国务院批准在一号坑上建筑博物馆。1979年10月1日，一号坑遗址正式对外公开展出。

　　1975年12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湖北省云梦县城关公社在睡虎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时发现古墓葬，经清理发掘出12座战国至秦的墓葬，出土大量文物，其中1100多片竹简记载了秦国的《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等大量文书［8］，涉及秦国的刑法、诉讼法、民法、军事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内容涵盖农田水利、牛马饲养、粮食贮存、徭役征发、刑徒服役、工商管理、官吏任免、军事训练等，是中国出土的最古老的法律条文。睡虎地竹简为研究中国书法和秦代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印证和丰富了中国的古文字记载。

　　此外，20世纪70年代还清理、发掘出了一些重要的文物遗址，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1972年陕西姜寨遗址和河南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对史前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量竹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及现存最早的历谱等，共计4900余枚。［5］（p.255）这批竹简的出土，证实了孙子、孙膑实为两人，各有兵书传世，证实了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澄清了千年历史疑案。1973年，浙江发掘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稻谷种子以及大量动物遗骸、骨器、角器、牙制品、木器、漆器等。1974～1975年，北京大葆台清理出西汉广阳王刘建夫妇墓，首次发现完善的“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秦汉时期帝王的专用葬制，即椁室为四周用柏木枋（即方形木）堆成的框型结构。黄肠是指堆垒椁室所用的柏木枋木心色黄，题凑是指枋木的端头皆指向内。，并出土文物1100多件［9］。1974年新疆吐鲁番文书和山西侯马盟书等出土。

　　古代文物、典籍的发现推动了古文献学的发展。随着简牍、帛书的出土，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陆续成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以及吐鲁番唐代文书、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等整理小组，聚集了一些著名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老技工恢复文献原貌，陆续校释并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

　　上述一系列重大考古发掘及出土的无以计数的珍贵文物，在中国考古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些甚至震惊世界。这些成功的考古发掘，为“文革”期间陷入停滞的文物工作注入了活力，有力地推动了文物工作的开展并影响至今。

　　故宫重新开放，博物馆工作逐步恢复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日关系也逐渐缓和。在此形势下，为接待外宾来访并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文革”中关闭保护起来的故宫率先开放，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组成。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上经过几次分分合合。1969年9月，两馆第一次合并，称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83年初，两馆又分立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2月，又以两馆为基础组成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开始修改展览并部分开放，博物馆工作逐步恢复。

　　故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破四旧”开始后，故宫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堡垒，红卫兵要冲入故宫内砸烂封建余孽。得到消息后，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总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关闭故宫并停止开放。故宫关闭期间，一些外宾要求看故宫，同时国外流传着故宫三大殿被红卫兵砸毁的谣言。对此，1970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此后，王冶秋到故宫召集整改组开会，传达故宫整改方针。根据整改方针，故宫对陈列展览进行了修改，并由郭沫若撰写了“故宫博物院”的匾额，清理了日久堆积下来的垃圾。故宫外观改善和陈列内容确定后，为适应国内外观众参观需要，周恩来总理指示郭沫若主持重新编写和修改《故宫简介》。郭沫若约集夏鼐、白寿彝、刘大年、黎澍等13位专家在故宫潄芳斋逐字逐句斟酌。经审查和修改后，《故宫简介》报送周恩来总理审阅、定稿后出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1971年7月5日，故宫重新开放。故宫开放后，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在当时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情况下，每日观众达4万人次，《故宫简介》日售量达7500册。［10］7月10日，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参观故宫。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故宫。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故宫。国内外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反响热烈。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不仅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而且拉开了闻名世界的“文物外交”序幕。

　　“文革”开始后，各地博物馆陈列的许多内容不能跟上形势发展，为避免红卫兵捣毁珍贵文物，1966年8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国通史陈列”被迫关闭，1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闭馆。20世纪70年代前后，博物馆工作开始逐渐恢复。

　　1970年春，按照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指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始着手修改“中国通史陈列”。这次陈列按历史发展分期，打破王朝体系，突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体现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陈列在每个朝代的开始先出现农民起义，而不是先出现王朝的建立。1972年9月，王冶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情况。周总理听完汇报后说：农民战争打头，那不成了农民起义失败史了吗？农民战争打头，看不见剥削压迫，没有压迫哪来的反抗呢？怎么会有农民战争呢？他还说：朝代还是要的，朝代是个符号嘛，时间的符号。帝王也不能一个都不要吧！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先后邀请多家单位和专家对“中国通史陈列”进行审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有关单位的审查意见，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中国通史陈列”重新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仍按历史发展分期、依朝代顺序排列，以王朝的建立作为每个朝代的开始，以农民战争作为结束。1975年10月1日，关闭了8年之久的“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陈列内容从原始社会起至五四运动止，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大部分，展品9000多件。［12］自1975年10月到1979年底，展览共接待280多万国内观众和5.4万多外宾、海外侨胞参观。［13］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美国总统尼克松、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缅甸总统吴奈温等都曾参观展览。

　　为向建党50周年献礼，1970年，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要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原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修改为“党史陈列”，并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和审查。遗憾的是，至“文革”结束“党史陈列”仍没能对外开放。但是在70年代，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陆续举办了一些专题和临时展览，如1972年和1975年两次举办“巴黎公社文物资料展览”；1975年初举办的“各省、市、自治区新发现文物汇报展览”，展品大多是“文革”以来重要的新发现；1975年10月举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展览”，实事求是地表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

　　在故宫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带动下，各地博物馆工作逐步恢复。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文物遗址以及鲁迅博物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等陆续开放，并接待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法国总统蓬皮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外宾参观。精美的东方文物珍品，为外国客人揭开了神秘中国的面纱，也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文革”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的损害。

　　组织文物出国展览，积极开展国内外文物交流

　　故宫开放后，有外宾看到中国地上古建筑保存完好后，又质疑中国地下文物的保护情况。为此，周恩来总理指示在故宫举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以事实证明中国文物的保护情况。1971年春，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先后抽调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新疆、甘肃、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文革”期间出土的有代表性的文物及随同人员组织展览。经挑选后展品共1982件，其中有河北满城汉墓金缕玉衣、山西侯马盟书、山东汉代杂质画像砖、新疆丝织品等珍贵文物。［5］（p.248）1971年7月1日，展览开幕。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发头条消息。展览期间，朱德、陈毅、邓颖超、蔡畅、李富春、郭沫若等前来参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参观了展览。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出土文物展览。展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否定历史和古代文化，对文物抱以虚无主义态度的极“左”思潮，展示了“文革”期间文物保护事业的成绩，鼓舞了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士气，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有效地促进了文物工作的恢复和开展。

　　在此基础上，为增加国内外文化交流，周恩来总理指示组成展览领导小组，积极筹备和组织出土文物到国外展出。1971年8月17日，国务院向各地博物馆及文博单位发出《关于选送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此后，在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组建了展览队伍，并继续从全国选拔调集出土文物精品。1972年7月，由全国11个省、市文博单位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筹备就绪。展品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实物493件，包括新出土的满城中山靖王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马王堆帛画、何家村金银器等稀世珍品。［14］

　　1973年5月8日，展览第一次踏出国门，在法国巴黎珀蒂宫隆重开幕。至1978年，展览先后在法国、日本、英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美国、比利时、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展出，轰动了世界，参观者达657.5万人。［14］这期间，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拍成的电影在香港上映，“才演了20天，观众达110万人次，全港400万人，四分之一以上都去看了”。［15］文物出国展览展示了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水平，宣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对打开外交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王冶秋曾说：“有的国家怕我们去宣传。如法国原来说邀请我们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后来说，只能在露天剧场演出，这是借口，害怕我们的宣传，我们就不去。但杂技团、乒乓球、历史文物可以去，连基辛格也想要我们的出土文物去展览。他们认为这些没有政治或政治性小些。其实，哪会没有政治呢？”［15］（p.143）

　　此后，一些文物展览相继走出国门。1973年4月至1974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碑帖拓片展览”赴日展出，对当时日本流行的“中国热”起了进一步推动作用。

　　对于当时文物在促进国际交流方面的作用，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总结指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冶秋同志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运用文物这一特有的优势，重新开放故宫，举办出国文物展览，对帮助解冻和恢复被‘四人帮’禁锢了多年的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同志可能还记得，当时推动我们外交活动的两个重要项目‘乒乓外交’和‘文物外交’。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等等来华时参观的重要项目就是故宫、长城、云冈、龙门等等。冶秋同志多次亲自陪同宣传讲解。通过举办出国文物展览与许多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促进了解，增进了友谊。这可以说是文物发挥作用的又一大举措，应予大书特书的。”［10］（p.33）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文物工作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大同云冈石窟时宣布三年内完成维修加固；1976年，云冈石窟抢险加固、五台南禅寺大殿落架翻修、洪洞广胜上寺后大殿修缮完成。1972年7月22日，周恩来总理批准文物行业的三大期刊——《文物》、《考古》、《考古学报》复刊《文物》原为《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创刊；《考古》原为《考古通讯》，1955年创刊；《考古学报》1936年创刊。1966年“文革”开始后，三个刊物停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73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批准《关于重建文物出版社的报告》，自1970年5月关闭的文物出版社开始重建。这些工作与考古发掘、博物馆重新开放、出土文物展览等一系列工作密切配合，使处于混乱状态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逐步恢复。

　　总之，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文物保护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党和政府发现“破四旧”对文物的简单、直接的暴力破坏后，不仅采取措施制止和避免文物的进一步大规模破坏，而且从组织机构、文物政策、考古发掘、博物馆、文物展览等各个方面开始积极恢复文物工作。在社会秩序和大多数行业仍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文物工作在逆境中较早恢复，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成就，从而为改革开放后文物工作的全面恢复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这时期文物工作的种种努力仍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扰，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思想不够解放、文物工作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组织领导受到种种牵制、博物馆展览并非完全科学、考古发掘没有完全规范化等。综上，对“文革”期间文物保护工作的总结，应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充分认识到“破四旧”运动对中华民族文物所造成的大规模、毁灭性破坏，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破四旧”后文物保护工作的种种努力和成就。

　　［参引文献］

　　［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9页。

　　［3］《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8、1858页。

　　［4］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5］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

　　［6］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

　　［7］林华东、俞为洁、宋煊：《20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8］《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9］胡尔克编：《中国百年考古大发现》，兵器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10］国家文物局编：《回忆王冶秋》，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

　　［11］陈瑞德：《“中国通史陈列”四十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3期，第150页。

　　［12］《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概况”》，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197503508400585。

　　［13］《关于改选党委的工作报告（讨论稿）》，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197903508400748。

　　［14］王可：《王冶秋传》，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15］国家文物局编：《王冶秋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