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镇化代表了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历程

　　在1850～1950年的百年间，一些新动力在古老的传统中国逐渐形成，除了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外，还有一些是基于西方18世纪以来发展成熟的新政治模式和新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王朝体制、自给自足的以传统小农为代表的经济以及儒家经典所代表的价值观失去了应对中国问题的主流地位，而且其持续价值亦受到质疑。城镇作为文明与经济的载体，开始脱离传统中国城镇以行政和支农为主的规律。

　　自1949年后，当代中国继承了以往100年的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空间分布上的沿海沿江发展模式；二是在指导思想上接纳了西方的技术与民主思潮，强调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了扭转受列强欺侮的历史，新中国领导人对上述发展趋势进行了重大调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背离了沿海倾斜的模式，而是选择了新的以工业化为基础、空间均衡发展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策略，在指导思想上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而采用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1979～2009年，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结合国情、融和传统的改革开放新方向，打造了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期间，中国城镇与城镇化有了新的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同时，一个新的城镇化概念亦逐渐形成，对未来世界经济与世界城镇化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只讨论新中国首个30年的经验及其特征。

　　1949～1979年中国城镇化的价值观及策略

　　新中国成立时继承了破碎的经济和较低的城镇化率（106%），全部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人。［1］出于对传统城镇的失望及外国强加的西方主导的新城市理念，特别是对外国及外企享有特权的“条约港”和“租界”的反感，中国的治国理念转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及城镇发展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观点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及斯大林，其中被新中国采纳而且对城镇化有指导意义的是：（1）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前的城市是丑恶的，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其表面的繁华是建基于对城市下层及农民的剥削；为了要压制大城市问题，工业布局要邻近原料和农业地区；城市本身要被改造，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义居所。（2）认为现代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城市是社会主义工业最有效率的平台，因此工业化必定推动城市化。中国因应自己的历史、社会、地理和地缘政治状况，又增加了三个考虑：（1）国家安全；（2）中国是个低水平发展中国家；（3）要快速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过，这些考虑因情况变化而有不同的实施办法。自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由于与苏联关系恶化、“大跃进”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由“超英赶美”的重工业改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经济发展的产业先后序列由“重、轻、农”改为“农、重、轻”。

　　具体发展情况

　　这一时期的发展规律是：在工业分布上改变过去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状况，将新工业投资重点放在内陆新建及扩建城镇上，使城镇及工业区域均衡分布，邻近主要原料和能源产地。其后，出于国防考虑，采取“山、散、洞”式在中、西部分散布点。由于不少技术、设备和人员都来自沿海大城巿，导致沿海地区人口内迁，因此沿海地区出现“逆城镇化”。笔者曾在《中国的大都市》一书中以回归法分析1958～1981年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有密切联系。［2］这一时期的城镇化空间过程有合理性，虽然全国的城镇变动不大，但内陆城镇数量有显著提升，而沿海地区却停滞，体现了国家由沿海向内陆分散政策的成功。此外，在原有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100万人口以上）和大城市（50万～100万人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削减了城市的第三产业（消费功能），加速其向工业城市转变，将“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性城市”。在城市生活设施（包括住房、交通、娱乐、康体服务等）方面，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大前提下强调低标准的平均主义。在城乡关系及政治改造上，通过干部下放、青年学生上山下乡，以稳定农村的发展以及达到在物质与精神上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目的。

　　上述这些加上国家指令在1958年前奉行苏联式工业化及城镇化而迁入城镇的大约2000万人迁回农村，使这一时期多次出现中国特色的“逆城镇化”现象，同时，总体城镇化率停滞不前，1949～1979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一直很低，都在20%以下。

　　为了配合这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在经济投资及城镇规划上提高城镇的“基本人口”（即所谓骨肉关系中的骨，或生产性就业）比率，在城镇建设和发展上实行“先生产、后生活”，致使住房短缺，公共交通和日用品不足。在城镇结构及功能的分布上，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及对生产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偏重，使员工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按单位安排，形成片状的“独立王国”或自给自足的单位大院。资本主义的商务中心和传统的行政中心逐渐消失，代之以苏联式的中央广场，成为新城镇文化的代表及社会主义的象征。

　　出于地区经济自给自足的要求及方便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主要城市的行政管理区域被扩大至周边的镇及农村腹地，成为新的“城市区域”，使城市和农村结合为一个经济和生态体系，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化的又一特色。

　　对这一时期城镇化的分析与评价存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采取了“非城市化”政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利用城镇化来促进工业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利用农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农业剩余价值拨作工业投资，严格控制户口和必需品的配给，促使城乡隔离。这些观点和分析是较为片面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虽然城市居民在“后生活”的政策下衣食住行有所欠缺，相对于他们在经济上的贡献有很大落差，但全国各地不分城乡都在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努力。

　　近年亦有一些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作出研究。他们着重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弹性进行量化分析，认为由于国家干预和市场发育不足，导致中国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弹性远小于合理比例。他们建基于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设：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合理比率是14～25，而中国的比率一直在04～062，远低于这个“普世标准”。其实，这不只是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城镇化的本土性的严重忽视，也是对城镇化概念的不理解。

　　从全球范围看，1950～1980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人口年增长率约为2%，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为4%，其首都或最大城市年均增长率在7%以上，而这些国家的GDP年均增长率在3%以下，没有经济及工业化带动的高速城镇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城镇普遍出现大量的寮屋区及严重的失业，教育、医疗、卫生、饮水和交通不足。因此，一些学者称之为“假城镇化”或“糊口城镇化”，而这些城镇又被归纳为“寄生型城市”，以别于可促使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促进型城市”。在同一时期，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亦出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城镇化——社会主义城镇化。它比西方传统城镇化理论更偏向城镇化，并且是由工业化带动的案例。不过，这类城镇化是由政府而不是市场主导，而且市民生活供给水平较西方低，但却较为平等。因此，虽然东欧和苏联的城镇化率很高，与工业化相关明显，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其性质和社会效果迥异。

　　1952～1978年，中国年均GDP人均增长率（233%）接近全球平均值（262%），高于人口和经济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印度（166%）。除了经济长期增长明显外，中国亦避免了第三世界的“假城市化”及其带来的问题。1949～1981年，中国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278%，城镇人口增长的82%来自自然增长。

　　总而言之，中国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第三世界的“城镇暴潮”，避免了过度或过快的城镇化对经济和管理的负累，但它也不是真正的“非城镇化”，因为在中西部地区新建和扩建了上百个城镇，使工业化和城镇化空间分布较为合理，并且建立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同时，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后对农业的重视及两次上千万人的城市知识青年和干部迁入农村，将知识、技术和管理向农村大量输送，促使农业稳产和农村稳定发展。因此，1949～1979年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是相关的。它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下经历了多次调整，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为1979年以后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城镇化提供了有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