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我作为新中国首批赴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到地拉那大学学习，1957年毕业回国，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随着中阿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以至形成“特殊友好”的岁月，我有幸于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逾百次为周总理做阿语翻译。周总理的言传身教、入微关怀，使我倍感亲切，受益终生。

　　关心下属，独忘自己

　　1964年新岁伊始，周总理在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陪同下，于元月六日乘车前往亚得里亚海滨城市发罗拉访问。我同车做翻译。由于连日来我白天随周总理参加会谈、参观，晚上经常忙于宴会、演出等场合的口译工作，活动后还要与同事们译、校双方的讲话稿，前台后台忙个不停，感到精力有些不支。对此，周总理是有所了解的。

　　此次在去发罗拉约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开始我还在正常地为中阿两国总理的轻松交谈做翻译。可是稍后，随着车轮的滚动，我则不由自主地双眼朦胧起来……当自己忽然发觉是在打瞌睡时，手表上的大针已经过了8分钟。哎呀，我已经误了8分钟的事！此刻，两位总理竟还在“轻言慢语”地交谈着，用的是中阿两国首脑都会说的法语。

　　我自感愧疚，因为这是失职啊！谢胡总理笑着对我说：“范同志，是周恩来同志有意不叫醒你。”周总理则亲切地对我说：“小范，再眯一会儿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情味啊！羞愧之余，我心里想：自己和同事们所谓的“缺睡眠”“很劳累”，是积几天形成的。而周总理这位公认的“不知疲倦”的人，他长年累月一贯如此。在此次出访14国期间，周总理每天工作15—18个小时。尽管如此，他还是从我的几分钟“打瞌睡”中，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于中国代表团中的“问题”。

　　在车队到达发罗拉宾馆后，周总理在宾馆大厅当众宣布：“访阿日程已完成三分之二。这些天，同志们都非常辛苦劳累。经与谢胡同志车上商量：今天午饭后直到傍晚，不安排活动，大家好好睡个觉！”这几句了解下情、富有人情的讲话，真的说到随行人员的心中了。

　　午饭后，我亲眼看到同桌进餐的周总理登上楼梯，进了他的套间卧室。我也进屋适当休息。至于午睡，我自从在车上打了瞌睡后，头脑兴奋得很，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推开面向亚得里亚海的卧室楼窗，眺望大海。

　　正当我的紧张心情有所放松之际，忽见楼下花园台阶处走上来几个人。我发现其中有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原来我们的总理不曾休息，而是在同阿方警卫及联络人员来到发罗拉宾馆花园内散步聊天，接触群众去了。我赶忙下楼走近总理。

　　当晚，在霍查、谢胡等阿国领导人参加的发罗拉党政机关为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总理在同阿方主要领导人交谈的同时，又分别同出席宴会的当地反法西斯老战士、民间艺术家们广泛接触。活动结束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不知疲倦地工作到深夜。

　　批评鼓励，诲人不倦

　　周总理的言行，一向“严”字当头。对人严，对己更严。我个人就曾领受过周总理的两三次批评，有间接的，更有直接的。

　　这些批评使我毕生受益。1966年4月下旬，我在短期下放山西八个月后，提前调回北京，匆匆上阵，参加阿尔巴尼亚总理访华翻译工作。其间，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办公室，我在一旁亲耳听到周总理打来电话。他批评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苏联东欧司负责同志在接待工作上有薄弱环节，并两次提及我在会谈和群众大会上翻译的缺点：为什么范承祚此次在讲外语时，表达不畅，显得吃力？我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只见他给谢胡（时任阿尔巴尼亚总理）“咬耳朵”，而拿不出阿文译稿来。面对周总理在电话中对我的“间接批评”，我深感愧疚。接电话的余湛同志（时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先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并检讨“接待国宾工作不力”“组织人员工作未做好”。他还在向周总理汇报中为我“解脱”：小范去山西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个月，不曾有机会接触外文。周总理听了余司长这番话，了解了我一时翻译“吃力”的苦衷，并立即指示：今后，翻译干部和外语人员不管是下放基层，还是去“五七干校”，都要保证他们有学习、巩固外语的时间。

　　我也受过周总理当众的直接批评。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中方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阿尔巴尼亚国庆举行庆祝会。出席这一活动的周总理会前在会客厅同阿大使罗博和阿访华代表团交谈时，提及我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一曰冬春季来自戈壁、有时带有沙尘的西北风，一曰夏秋季的台风。周总理突然考我：“小范，台风来自哪里？”我竟未加思索地脱口回答：“台风来自台湾海峡。”对于我的回答，周总理颇不满意。他把脸一沉，面对在场的中阿人士说：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南海的深海区域嘛！周总理的这一批评实际上又给我和在座的中方人员上了一节生动的气象、地理课。我不仅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还翻译给罗博大使等阿尔巴尼亚外宾。客人们看到我受批评、面红耳赤地翻译，也为我感到有点紧张。

　　周总理的批评点到为止，他接着话锋一转，又对在场的中阿人士说：“范承祚，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老乡，平素工作积极、勤奋、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阿大使等听了周总理对我的鼓励后，频频点头。此时，庆祝会即将开始，大家高高兴兴地进入会场。

　　从周总理上次间接批评和这次直接批评中，我对照了自己在语言和知识方面的不足，并把这些语重心长的批评看成是扎实学习的一个动力。我将周总理的批评原原本本地登在外交部的《每日简报》上，让我的同行、同事们也不同程度地从中受益。

　　挑灯夜战，雷厉风行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个冬夜，朔风凛冽，寒气袭人。笔者位于北京三里屯东九楼住处传达室的电钟刚敲过第一响，一阵清脆的电话铃把传达员唤醒，我被从楼上叫来接电话。“哪一位啊？”我满以为是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找我有事。“我是周恩来。”电话里传来了熟悉的苏北口音。“啊，总理！”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电话线，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生怕听错一个字。“小范，我把你从被窝里提出来了吧？”周总理这种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使我感到既亲切，又羞愧，更多的是敬意——冬夜，我们年轻一辈在家睡觉，老一辈的同志还在工作。我从电话里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小范，你马上找一下韩叙（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让他和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事找你们商量。”

　　我们都领教过周总理这种雷厉风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韩叙同我不敢怠慢，第一时间乘车通过寂静、宽阔、明亮的长安街，很快到达西花厅。在这里，周总理同其下属挑灯夜战的又一个新的回合开始了……

　　平等待人，体贴入微

　　周总理关心人首先体现在平等待人上。他常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周总理的体贴入微更体现在点点滴滴的“小事”上，如他在会见、宴请外宾时，都有译员的正式座位，一般安排在他左侧。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感受到了阵阵暖意。尤其令人倍感亲切和鼓舞的是：1964年春，周总理结束亚、非、欧14国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报告会上，还专门把此行的主要译员冀朝铸（英语）、齐宗华（法语）、笔者（阿尔巴尼亚语）叫上演讲台，向万名听众介绍了我们三人。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新到任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当中国最高领导层诸成员一字排开，准备合影时，现场其他人员迅即闪开。此时，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毛主席突然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心知肚明，却不敢回应。接着，毛主席又轻轻对我做了一个招手动作——示意我进入摄影行列。那一刻，我简直不知所措。细心睿智的周总理看到毛主席的动作，立即向我发话：“小范，进来照相，是主席让你进来的！”我应声遵从。闪光灯亮了几下，摄影记者完成了任务，宾主各自退场。

　　是夜无眠。我惦记着摄影时的一幕，更寄希望于明天见报时摄影记者已将这张重要图片中“左起第一人”剪掉。否则，该如何向本单位的同事们解释啊。没想到，我的“心神不定”早已被敬爱的周总理所识破，得到他的理解，乃至他亲自为我“解围”。

　　周总理从天安门城楼回到西花厅办公室后，担心外交部有关单位和人员不明“拍照事件”的个中经过而有所非议，于是亲自拿起电话，告知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明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将在头版刊出一张毛主席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会见阿尔巴尼亚新大使的图片，范承祚也在其中。周总理特别强调，是毛主席和他本人要我参加照相的，并嘱咐相关人员，见报后，如有人非议此事就照此解释……就这样，周总理又一次为我解了围。

　　“绵绵恩情，浩浩长歌。”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至今，我还常在梦中见到他。梦境是幻，幻境如真。他的崇高精神、伟人情怀，他的领袖风范、人格魅力，他的翩翩风度、笑貌音容，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摘自2013年第9期《秘书工作》，原标题为《绵绵恩情 浩浩长歌——回忆我为周总理当翻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