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8月，胡适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是多么自由》的文章，且不管其内容如何，单从题目上看，就足以让熟悉和了解胡适的人感到极度的“触目惊心”。

　　胡适的这篇文章是对原“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一文的回应。吴国桢留美出身，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政界。1949年去台后，蒋介石为讨好美国争取美援，特地任命与美关系密切的吴国桢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但由于吴国桢与蒋氏父子特别是与蒋经国政见不一，双方矛盾愈积愈深，1953年4月，吴国桢自感在台湾政坛难以继续立足，遂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赴美，1954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赴美后的吴国桢频频发难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斥责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1954年6月13日，吴国桢又在美国《展望》杂志发表了《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他在文中告诉美国人：“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30至40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

　　吴国桢的这篇文章让同样寄居美国的胡适大为恼火，他一直认为“家丑”宜在“家”里自己解决，若有意外扬就有些存心不良了。他立即致信吴国桢，对其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随后，胡适又在8月16日的《新领袖》杂志撰写英文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进一步批驳吴国桢的观点。

　　在文中胡适借一位旅台美国人之口这样渲染台湾的自由：“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一旦合法居住台湾，并拥有警察局发给的居住证，他可以坐火车、公共汽车、飞机，或开小车、骑三轮，或到处转悠，自由如同在佛蒙德、堪萨斯或俄勒冈。而且，他可以干任何工作，只要他能找到，或者坐在一块岩石上，远眺大海，或者在轻柔的意大利乐曲声中边背诵诗歌，边品尝美酒。”

　　胡适描绘的这个“世外桃源”显然不符合台湾当时的实际情况，估计美国人也不大可能相信，是胡适不了解台湾现状还是另有隐情？据胡适日记记录，1953年他第一次返台，离台前夕赴蒋介石送行晚宴，对蒋介石说了一点“逆耳的话”，在其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说：“在台湾，胡适呼吁要新闻界更大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他揶揄引用了报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可见胡适对台湾的真实状况是了然在胸甚至是和吴国桢的看法完全一致。一方面对台湾的现状洞若观火，一方面却又在外国人面前竭力美化，胡适之所以作出这样矛盾的举动，其实是缘于他个人的性格和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胡适虽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始终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人的廊庙意识，胡适潜意识里其实一直是以“国士”自居的，蒋介石也的确是以“国士”待他，而且还是“首席国士”。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蒋劝胡适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话虽如此，但蒋介石内心其实还是对胡适心存希冀的，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5月28日蒋即有一封密信与胡：“此时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顾维钧字少川）大使，各加功夫为盼。”

　　从胡适与蒋的这种亲密关系，有人推断胡适在美国批评吴国桢是在作“奉命文章”，不管胡适有意还是无意，他对吴国桢的这种激烈态度都是出于对蒋介石的“精神与道义之声援”，都是出自对蒋知遇的一份报答，但就是这样一篇短短的文字，却让一生“爱惜羽毛”的胡适坏了自己的名头，以至于曾紧紧追随胡适的几位自由派重量级人物，如殷海光、雷震等在关键时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临阵倒戈”，义无反顾地站到吴国桢一边。

　　从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来衡量，胡适此举可谓是其一生中最大的一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