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在中国河南省舞阳县新石器遗址发掘出土的16支骨笛的碳14测定，中国音乐的历史可追溯至70O0－8OOO年之前，而这些骨笛音孔的分布充分证明中国音乐水准在当时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此外，新石器时代的乐器还有埙、陶钟、磐、鼓等。　　

　　犹如世界上众多民族一样，在中国文化最初的历史时期，音乐与舞蹈一直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乐舞”概念，然而，此时的乐舞尚不具明确的社会分工。至夏代，乐舞终于分工成为一种艺术门类而独立于社会。

　　自此，音乐进入了夏、商、周那长达 1300多年漫长而辉煌的“钟鼓之乐”时期。秦、汉之后至唐朝的1200余年间，歌舞大曲是中国音乐的主要形式。这一阶段的音乐有前后两个时期的区别：前期的特点以汉族音乐为主要成份；后期由于中外各族音乐的空前交流，在综合性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音乐达到一个巅峰。

　　中国音乐在隋唐之前，一直处于深宅大院内被帝王与贵族享用。进人隋唐时代，这一现象才有所改变：佛教寺院的庙会成为平民的音乐活动园地；酒楼亦常有诗歌吟唱。尤其至宋代，“勾栏”、“瓦肆”、“戏楼”及“茶馆”等地均成为音乐舞蹈艺术演出的场所，并出现了鼓子词、杂剧、南戏等诸多音乐艺术表演形式。

　　宋代以后与“平民音乐“同时得以较大发展的还有“文人音乐”，并以琴乐为主。宋朝以后，琵琶、筝、笛、签、萧等乐器得以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说唱和戏曲的艺术品种日益成熟并日益丰富，如弹词、大鼓、牌子曲、昆曲等，构成这一时期音乐艺术极为重要的两大载体。而发展比较迟缓的乐器到了清代也开始成熟，以胡琴为主的弓弦乐器在为戏曲伴奏及投弦乐、吹管乐的合奏等方面日益显示出重要作用。

　　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先民们在劳动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民间歌曲是中国音乐的精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便以反映社会历史内容的广泛恢宏及典型深刻等特点，堪称是以歌唱形式揭示周朝民族民间社会的哈世纪史”。而后来汉代的“乐府”在记录和推广民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王朝在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吸收其周边民族音乐的背景下，依然保持着中国民歌旺盛的生命力。

　　宋代至明、清以来，在原有民歌体裁继续传播的基础上，随着城镇商业经济日益繁盛，号子、田歌、山歌、信天游、花儿等民间小调体裁也广泛流传。综述中国民歌，具有历史悠久，蕴藏丰厚；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手法简洁、语言精炼等特点。

　　中国民族乐器是中国音乐必不可少的组成，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品种众多，曲目丰繁的态势，大致可分为合奏与独奏两大类。合奏乐器多为锣鼓、锁呐、二胡、琵琶、扬琴、三弦、笛、笙、箫等等。独奏乐器通常以古琴、琵琶、二胡、板胡、笛子、筝等为主。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由于礼佛仪式的需要，佛教音乐开始与中国本土的音乐形式结合。佛教音乐一般分咏经与歌赞两部分。梁武帝萧衍是推动佛教经典与中国音乐文化结合的重要人物；而唐代则是佛教音乐最终与中国化的音乐艺术融为一体的时期。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也将音乐做为斋蘸仪式中通神达圣的工具。

　　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汇冲撞，中国音乐艺术掀开了波澜壮阔的崭新一页。萧有梅、李叔同、沈心工等一批通古晓今、学贯中西的新型音乐家成为新音乐运动的助产士。在抗战救国的狂飙之中，成千上万首极具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脱颖而出；除歌曲创作获得汪洋大海般的收获之外，交响乐、大合唱、歌剧、钢琴、小提琴等诸多领域均呈现出历史性的进展；冼星海、聂耳、贺绿汀、马思聪、吕骥等一大批音乐家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领域中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创作出了一批时代性、艺术性、民族性俱佳的作品：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音乐作品《刘三姐》；歌剧《洪湖赤卫队》；钢琴曲《黄河》等等。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国音乐在与西方等外来民族音乐的交流融汇之中，发生了本世纪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又一次大冲撞。这次冲撞对于新时期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影响至深至巨，从音乐创作、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理论，乃至音乐出版、音乐市场，几乎渗透到音乐艺术的一切领域，由此形成了新时期音乐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辉景象。　　

　　“新潮音乐”的强劲崛起和流行音乐的大潮涌动是这一时期中国专业音乐发展中两个最重要的现象。20年来，中国音乐家和音乐艺术表演团体广泛参加了各种国际性的音乐交流和比赛活动，许多人获得了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他们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将具有优秀传统的中国音乐文化介绍给世界人民的同时，还将外国优秀的音乐艺术、音乐思潮、音乐理论引进中国。为丰富人民群众的音乐生活，提高其音乐素养，中国各地还定期举办一些大型音乐节：如“上海之春”、“北京合唱节”、“羊城音乐花会”等。另外，群众业余音乐表演活动也十分活跃：北京的“五月的鲜花”；上海的“十月歌会”；福建的“学校音乐会”等，均是每年定点定期举办的业余群众音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