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跨越发展 率先腾飞

　　　  穿越60年的时光隧道，追溯东部省市的变迁——从深圳莲花山极目远眺，福田中心区从一片田园旷野，生出一座繁华气派的现代新城；在上海浦东，当年到处是平房棚户的陆家嘴中心区如今用摩天大楼重塑了上海的天际线；天津滨海新区，从飞鸟难觅、草木不生的盐碱荒滩，发展成投资创业的乐园……

　　我国东部地区已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如今，东部正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沿着又好又快的道路阔步挺进。

　　对外开放

　　抓住机遇实现跨越 区域发展一马当先

　　1978年，广东省宝安县渔民村村民辛苦一天，人均收入不到1元钱，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天收入为60多港元。1979年，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在深圳蛇口破土兴建。从1980年开始，渔民村利用特区政策，组建起运输车队、船队，办起了来料加工厂。次年，渔民村户均收入3.3万多元，成为深圳第一个“万元户村”。

　　邓小平同志倡导设立经济特区，拉开了现代中国“追赶时代”的序幕，也推开了东部跨越的“机会之窗”。

　　初期，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的“三来一补”企业，在东南沿海遍地开花，也成就了东部第一个经济传奇：珠三角。如今，这里已成为我国经济总量规模较大、高新产业发展聚集的经济板块。

　　开放之风携市场之种落地生根，在东部各地结出累累硕果。

　　上世纪50年代萌生的江苏乡镇企业开始发力，“草根”企业家们发扬“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的精神，开创了城乡二元格局下城镇化发展的“苏南模式”。随后又借开放风力，积极引进外资，在苏南打造出一个个外资高地。经历了从马路到室内商场，再到外有花园、内有完善服务的星级博览中心的蜕变，浙江义乌20多年演绎一段从“鸡毛换糖”到全世界最大小商品批发中心的传奇，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外国采购商常驻。2008年，全世界第一个小商品分类标准在这里诞生。

　　思想解放与对外开放交互促动，似源头活水，推陈出新。

　　如果说深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那么上海浦东开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人礼。19年来，这片阡陌纵横的乡村发生了“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变迁。1992年到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截至2008年底，上海累计吸收实到外资超过800亿美元。2008年实到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56倍。伴随着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集聚，上海建设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的路线图清晰呈现。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崛起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长三角如火如荼，环渤海风声水起。在天津滨海新区，在建的南港工业区规划面积达200平方公里，未来一年半时间，滨海新区“十大战役”总投资将达1.5万亿元。由此北上45公里，河北曹妃甸工业区100多平方公里的人造海岛上，新开工工业、港口物流、基础设施三类项目131项，总投资1539.9亿元，每天投入达2亿多元。

　　万里海疆，无限风光。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东部经济版图渐趋完整。

　　开拓创新

　　技术创新一日千里 政府改革转变职能

　　上世纪80年代，科海、京海等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先后在北京中关村建立。到1986年，中关村的各类开发性公司有100家。如今，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增加到21000多家，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目前，中关村每年技术交易额占全国1/4以上，已形成我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结构最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

　　30年前，封闭多年的内地人走过“罗湖桥”，不仅看到了牛仔裤、蛤蟆镜，更看到了风高浪急的世界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浪潮。跨越发展，计将安出？

　　东部用创新之举响亮作答。在最早喊出“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深圳，敲响土地拍卖的“第一槌”、率先实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最先开创“文化旅游”……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又率先以“自主研发”取代“三来一补”，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华为”的“研发第一”，“中兴”的“市场捆绑”，“朗科”的“专利攻防”，“中集”的“引进颠覆”……不到30年，当年只有“1个农技站、2名技术员”的深圳，目前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位居全国第一；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一半，GDP总量的1/3。5万多个自有品牌，使深圳彻底摆脱了当年为人“打工”的窘境。

　　当然，创新，绝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政府自身的变革创新，在东部从未稍歇。

　　“七山两水一分田”。空间的逼仄，资源的不足，促使浙江人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率先突破，由此诞生了我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今年8月1日，浙江率先在全国推出“扩权强县”省级政府规章——《浙江省加强县级人民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若干规定》。在这次号称该省“第五次放权”的改革中，443项审批权限一次性下放。

　　“综合配套改革”，是东部最新的热词。今年7月31日，只有30年城市史的深圳，启动了第八次行政机构改革。46个工作部门减少为31个，“80%的工作部门纳入整合范围，在经济、环境、管理等10大领域实行“大部制”改革。今年8月1日，上海第一个涉及金融中心建设的法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正式实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从政策层面转向了法制轨道。

　　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培育非政府组织，迈向“小政府、大社会”——从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到科学发展先行先试，东部地区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宽阔。

　　区域协调

　　经济融合加速推进 整合资源共同富裕

　　“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上世纪80年代，江苏提出促进区域协调的思路。2002年6月苏南在苏北创办的第一个工业园区——宿迁宿豫工业园建成，标志着苏南向苏北实施产业转移的开始。接下来5年间，苏北承接500万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共9729个，总投资3643.9亿元。

　　苏南、苏北日趋协调，是东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缩影。

　　“山海合作”，这是浙、闽两省近年来不约而同的动作。“山”与“海”，分别代表着落后的山区和发达的沿海。“山”的资源、劳动力、生态等优势与“海”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有机互补、合作共赢。

　　2002年4月，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目标的“山海协作工程”在浙江启动。目前，杭州、宁波、温州等地与衢州、丽水、舟山等欠发达地区的65个县（市、区）已结成协作对子。截至2009年3月，该省累计实施山海合作项目4797个，到位资金978.64亿元。在福建，福州与莆田、三明等市组成闽东北经济协作区，厦门、泉州则与漳州、龙岩等市组成闽西南经济协作区，势成两翼。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福建累计新增山海合作项目2900多个，总投资310多亿元。

　　加速经济融合，阔步迈向一体，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责无旁贷；整合区域资源，辐射服务全国，东部重任在肩。

　　在2008年8月国务院规划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之前，长三角的区域合作已走过16年历程。从帮扶到转移、从接轨到融合，目前，长三角的沪、苏、浙三省市在全国2.2%的土地面积上，创造了22.7%的经济总量，抱团成为中国第一区域经济板块。

　　目前长三角已形成4个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机制：苏浙沪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出席的定期磋商机制；两省一市常务副省（市）长主持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机制；长三角16城市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机制；两省一市职能部门参加的专题合作机制。

　　放眼长三角，杭州湾跨海大桥一“横”，“浙东南―上海―杭嘉湖”势成新三角；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一“竖”，南通从“北上海”化身“上海北”。

　　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诞生了“9＋2”的区域合作框架。在9省区中，除了广东、福建、海南三省，其他都是中西部省份。今年7月的第五届“泛珠”洽谈会上，共达成江西、广西、云南等项目16个，总投资达828亿元。

　　东部率先发展，不仅是东部人的期盼。世居云南哀牢山深处的苦聪人，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被视为“野人”。如今，上海在苦聪人聚居的云南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建成了7个“白玉兰村”，数千苦聪人住上了瓦房、喝上了自来水、过上了好日子。白玉兰，上海的市花，如今香飘华夏。目前，上海已在对口地区实施整村推进1500个，建成“白玉兰村”近370多个。

　　输血更造血。为鼓励更多上海企业到对口地区投资，上海每年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元，只要企业在对口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给予固定资产投资20%的补贴。

　　民生为先

　　生态建设成就斐然 社会保障城乡拉平

　　“水管一拧哗啦啦，省去挑水没泥巴。”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山东省章丘市道流村群众的喜悦之情。去年，在该市实施的“十大民生行动”中该村改造了深水井，改变了喝浅表水的历史。今年，章丘又就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等许下了5项“民生承诺”。

　　践诺不止在章丘。突破“增长就是硬道理”的发展理念，重视社会事业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已成为东部地区的普遍实践。

　　在只有400多万农村人口的海南，包括村容村貌整治、农民教育培训等多项内容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已历时8年。2008年投入创建资金达6.5亿元，新建文明生态村1400个，使文明生态村总数达到9174个，占全省自然村的39.4％。到2012年，比例将达到半数以上。

　　在江苏昆山，2003年实施农村基本养老保险；2004年实施农村基本医疗，城乡居民一样刷卡看病；2007年实施全面并轨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2008年起，城乡居民低保标准统一提高到每月350元——改革指向就是一个：拉平城乡！目前，以昆山为样本设计出的“四大类18项25条”全面小康指标，已成为江苏各地的工作指针。

　　天更蓝，水更碧，空气更清新，东部各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落实节能减排，生态环境建设成就斐然。中国“三来一补”发源地深圳宝安区，2007年就淘汰了高污染、高能耗等不良企业1260家，用腾出的空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钢渣山、碱渣山、粉煤渣山——“三座大山”构成了人们对天津市传统工业的第一印象。通过循环利用，这些工业废物近年来成为生产建筑砌砖、水泥的好原料。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能源消费仅翻一番。河北石家庄市一年拆除了全部122座水泥机立窑，拆除分散燃煤锅炉237台，搬出12家重污染企业，减少燃煤203万吨，30万户居民和360多家单位实现“煤改气”，市区全面进入天然气时代。在“后奥运”的北京，今年前5个月每个月空气质量达标天数都高于2000年同期平均水平，其中1、4、5月达标天数为2000年以来同期最多的月份。

　　“民生幸福”正成为衡量发展最重的指标。2007年，杭州市发布“生活品质之城”指标评价体系，包括自然环境与居住条件、生活出行与公共安全等5大类45个指标。深圳市则创造性地用就业、社保等21项关乎民生的指标，构建起一套“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在最先体味“成长烦恼”的广东，去年出台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中，考核干部的经济指标只占到1/3，而考察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指标比重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