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是著名的归国华侨将领，一生与香港、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曾为历经沧桑的香港、澳门殚精竭虑、披肝沥胆。

　　发展经济，提出“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

　　港澳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历史遗留问题。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考虑这一问题，最终决定对港澳采取“暂时不动、维持现状”的政策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中央决定，港澳工作的具体事务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中共港澳工委直接对叶剑英负责。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华南分局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积极发展港澳与内地经济交流，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港澳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最终解决港澳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

　　首先，基于广东与港澳的特殊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海洋战略”，将港澳工作确立为“海洋战略”的重要一环。1949年9月，叶剑英在赣州会议上提出了“海洋战略”的最初设想，提出“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将广东的中心工作分为三类：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和海岛工作。此三类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实施“海洋战略”的关键是加强海岛工作，开辟海上贸易通道。第一条海上贸易通道就是香港和澳门，港澳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联系的重要渠道。中国当时无法直接从外国进口物资，港澳就成了内地进口物资的重要渠道。1950年，广东地区闹春荒，帝国主义又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难以开展贸易。叶剑英于是指示柯麟、柯正平兄弟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内地急需的物资，通过港澳进入广州。叶剑英还找到归国华侨蚁美厚先生，请他帮助经办这件事。蚁美厚欣然领命。费了一番艰难曲折，才将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香港、澳门。接着，又通过港澳爱国人士何贤、马万祺、柯正平等人，终于在1950年春把大米运到了广州。从国外购买的粮食运进来后，一部分供应给城乡群众，一部分供应给进军海南岛的解放军部队，同时也支援了港澳地区，缓解了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

　　其次，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合作，推动港澳同胞投资内地。1950年1月，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首届广东各地党代表会议，叶剑英提出了“争取港澳工商界及各地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从事新广东的建设工作”。叶剑英还要求财经委员会给出计划，制定优惠政策，使港澳同胞、华侨有投资目标。5月，在叶剑英的推动下，港澳工商界观光团到内地观光。全团由港澳工商界及文化、新闻、医务等各界人士共70多人组成，黄长水任团长，马万祺任副团长。观光团在广州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接待。从东北回广州后，马万祺倡议组建广东省政府和港澳海外侨胞的合资经营公司，以推动海外侨胞投资内地和促进广东工业建设，倡议得到了叶剑英的大力支持。1951年2月，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主要“开办各项实业和开展国内外贸易”。这是全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商人投资的公私合营公司。通过叶剑英等人的努力，港澳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始终没有完全中断。

　　第三，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特殊地理条件，提出“特区战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开始用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谋划新的历史条件下广东加快发展的问题。1979年4月，习仲勋和吴南生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剑英专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他们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一想法与叶剑英新中国成立初提出的“海洋战略”不谋而合。叶剑英当即表示赞成，嘱咐广东省委尽快制定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区创办后，叶剑英十分牵挂特区建设。他不顾年迈之躯，多次视察特区，为特区发展保驾护航，为特区建设排忧解难。1981年3月，叶剑英视察珠海经济特区，指示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用好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外资。特区战略是对海洋战略的延伸和发展，它的成功实施，加速了港澳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融合，为港澳和平回归祖国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广结善缘，在港澳同胞中开展统战

　　工作解放后，为了巩固港澳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实现港澳地区深层次的人心回归，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港澳回归祖国凝聚民心。

　　广东解放初期，华南分局对统战工作极为重视，将其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叶剑英亲自兼任分局的统战部长，直接领导统战工作，亲自过问统战方面的事宜。1950年8月23日，叶剑英参加华南分局召开的香港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特别要做好统战工作……这样才能为将来不经过流血战争而完成接收香港的任务创造条件”。叶剑英还指示分局统战部：“凡是历史上同我党合作，帮助过我们……都要妥善安排，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各得其所，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51年12月底，叶剑英主持制定《华南区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纲要》，强调“要加强华侨及港澳方面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向华侨及港澳同胞进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应该注意在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中间阶层、中间人物中，进行工作，建立阵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叶剑英总是设法保护香港爱国人士。从香港回来的莫雄就得到了叶剑英的保护，妥善地安排了生活，后来还当上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1952年“五反”运动中，叶剑英多次提出对港澳资本家要适当从宽处理，如违法不十分严重，都尽量采取保护过关的政策。他特别强调指出：“广东有港澳、华侨问题，所谓人心拥护，应包括他们877万人在内。如执行‘五反’，结果他们不敢回来了，那就很不利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竭尽所能，保护港澳同胞在内地的亲眷，帮助解决工作、生活方面的问题。他严厉谴责了那些歧视、迫害现象，指出，所谓的“港澳关系”、“海外关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国内有些同志“把港澳关系、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了解历史。现在不怕有这种关系，而是需要这种关系，发展这种关系，条件有利，便于工作。”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叶剑英更加关心港澳同胞。他多次与何贤、霍英东、马万祺、曾宪梓、柯正平等港澳知名爱国人士洽谈，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做出贡献。

　　解放后曾经受到叶剑英帮助、在广东开发经济项目的霍英东回忆说：“叶帅支持我们搞‘白天鹅’，出了许多好主意。他当了人大委员长以后，对我们香港实业界一如既往，关怀备至。他总是鼓励我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多做好事。当工作中遇到麻烦时，他热情相助，使我终生难忘！”叶剑英的同乡、香港著名人士曾宪梓说：“我和叶帅虽然是同乡，但我是晚辈。我们梅县人和港澳同胞都很敬仰这位国家领导人，以他为荣。他开导我们团结海外侨胞，支援国家建设，我以我的余生尽力去办，以报答他老人家的恩情。”

　　1950 年元旦，马万祺和澳门同胞亲赴广东中山劳军，叶剑英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帅还设法搭救了马万祺的两个儿子，亲自牵线、过问了马万祺次子马有恒与荣毅仁女儿的婚事。在马万祺生病期间，叶帅亲自过问马万祺的诊治工作，仔细询问病情，亲自批示请六家大医院的医生会诊。马万祺感动万分，视叶帅为“救命恩人”和“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1977年9月27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邀请澳门爱国民主人士共商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特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先生，洽谈甚欢。

　　1983年5月21日，全国政协部分港澳委员到叶剑英住所看望，叶剑英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港澳民主爱国人士从叶剑英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诚意，这为港澳和平回归凝聚了人心。

　　正确处理与港澳有关的事务，为港澳同胞办实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剑英积极组织有关方面，向港澳输送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让港澳同胞体会新中国对港澳的深切情感。

　　其一，重视广九铁路。1949年11月20日，叶剑英向毛主席电告广州市的接收工作，谈到了“广九铁路已通深圳，采用换车与英段联运办法”。1950年3月10日，叶剑英召集华南分局常委会议，再次讨论了广九铁路交通问题。

　　其二，和平解决“关闸事件”。解放后，广东和澳门边境经常发生一些小摩擦和冲突，其中比较厉害的是1952年的“关闸事件”。事件发生后，叶剑英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叶剑英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他提醒大家，“澳门居民说到底多是我们的同胞，闭关、制裁，真正受害的还不是我们的同胞么！总之，我们对关闸事件的处理，应该把握从宽的原则。”最后，叶剑英总结道：“这件事的性质就是地方事件，用不着大动干戈。”在叶剑英的正确处理下，通过何贤、马万祺的斡旋，“关闸事件”最后和平解决。

　　其三，注重为港澳地区培养人才。叶剑英在创办南方大学过程中，特别指示招生处要录取一些港澳地区的学生。南方大学从成立到1952年，正式录取学生18230名，其中有很多是港澳青年和华侨青年。后来，叶剑英还积极支持创办著名的华侨学府暨南大学，并为该校题写校名和提供校舍，使其继续为港澳地区培养、输送人才。

　　其四，关心港澳同胞的生活和健康。为方便港澳同胞到广州看病，叶剑英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办一个港澳同胞的病房，引进先进仪器和先进技术，加速了学校现代化建设。南方医院港澳华侨医院从1979年创办至1995年，先后收治了3.6万多名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患者，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军中特区”。

　　“易帜”方式探索“一国两制”，身体力行推动港澳和平回归

　　中国处理港澳和平回归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追溯这一方针的形成，叶剑英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其中凝聚了叶帅的智慧和心血。

　　分管港澳工作的叶剑英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易帜”方式。所谓“易帜”方式，就是坚持主权归我的情况下，不改变港澳的现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实现和平回归。“易帜”方式就是“一国两制”的萌芽。叶剑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没有再对“易帜”方式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但从其后来处理港澳工作的实践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贯彻和执行这一想法和思路。

　　20世纪60年代中央提出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就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港澳工作的基础上制订的，其中充分吸收了叶剑英有关港澳工作的成果、经验和建议。

　　1978年，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心系香港、澳门和台湾，对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更是殚精竭虑。1978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元旦，他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央郑重宣布：“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继续得到发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叶剑英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两个联盟”的思想，大大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为港澳和平回归、实行“一国两制”创造了重要的政策条件。1981年9月30日，他又向新华社记者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的“三不变”主张，“一国两制”的构思和政策也逐渐形成。“一国两制”政策的形成是从台湾问题开始，而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凝聚着叶剑英的心血，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的最终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港澳和平回归，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过去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直接做各种有关港澳和平回归祖国的工作，热情地争取他们为祖国统一和支援家乡建设献策献力。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接见来自港澳地区的文化界、经济界人士，回顾往事，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向他们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3年，叶剑英共接见港澳各界人士17次，不仅深化了友情，而且加深了港澳各界对“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解和对回归祖国的向往。（摘自《党史纵横》2014年第11期，原文约1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