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诚汉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著名战将。他于1930年13岁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任红军团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经历了班、排、连、营、团、旅、师、军各级指挥员岗位的锻炼，参加了大别山的斗争、红军长征、豫西抗战、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太原战役、咸阳阻击战、进军大西南、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和战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著功勋。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以后，他先后担任60军军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等职务，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献出了毕生精力。

　　1985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王诚汉同志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院党委书记。他上任时，我军的军事科研工作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基于对世界政治形势和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做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正确决策。如何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新形势，适应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发挥军事科研工作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开创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是王诚汉同志上任后面临的艰巨任务。他深感使命的重大，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军委派我到军科院，绝不是安排我去养老的，干不好工作，对不起党的信任。”

　　他在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交接大会上说：“军事理论研究是和平时期军事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军事科学院是我军进行这种理论抗争的主要阵地。我们必须根据军事斗争形势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给军事科研提出的更高要求，继续开创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出又多又好的军事科研成果，出又红又专的军事科研人才。”为尽快打开局面，他提议并组织全院开展了如何适应新形势搞好军事科研工作的大讨论。同时，他带领党委一班人花了很大力气进行调研，向老班子请教，向机关和科研人员求教，向全院同志征求意见。在到院的头两个月里，他先后和90多位研究人员作了深入交谈，并登门拜访了在研究工作方面卓有成就的同志。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院党委一班人理清了思路，形成了共识。1986年3月28日，他与院长郑文翰同志一起，就军事科学院的地位作用、基本职能、科研方针和实行开放型研究等问题，向军委常务会议作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军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这次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军事科学院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军事学术研究机关，是全军军事科学研究中心，是计划和协调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机构，是军委和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并对军事科研方针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对军事科研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接下来，在他的主导下，我院还分别于1988年1月和1989年2月向军委作了两次工作汇报，解决了军事科研工作和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王诚汉同志来我院工作时已经68岁，但他在工作中依旧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活力。为贯彻军委关于进行军事科研改革的指示，他带头解放思想，并在各种场合宣传军事科研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改革是开创军事科研新局面的关键，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他带领院领导班子按照中央军委确定的科研工作指导方针，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继承与发展、求实与创新等各方面的关系，积极推进军事科研改革。在继续抓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调整研究资源，下大力气加强军事应用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突出加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开展战略咨询服务，把军委、总部赋予的军队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系统研究论证任务放在第一位，积极为军委、总部决策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咨询建议，当好军委、总部从军事理论高度指导军队建设的助手。从1986年上半年开始，我院一方面组织力量，对多年来一直进行的10余项基础理论研究的长线课题，抓紧进行修改、评审和结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先后推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概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纲要》、《国家军制学》、《战略学》、《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等一大批重大科研成果。另一方面，腾出更多的研究力量转入为军委决策和军队改革服务的重大现实课题研究，按照军委关于大力加强国防发展战略研究的指示，开展了《2000年中国的国防》系列研究。围绕这一重点，我院迅速组织了全院跨部门的协作，抽调了115名研究人员，成立了31个课题组，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120个不同层次、共约140万字的研究报告，为“九五”、“十五”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