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敦厚、诚恳。

　　在小区里漫步，他跟人友善地打着招呼，唠家常，跟邻家老大爷没两样。

　　但他也有“怒发冲冠”之时。

　　他有太多的惋惜，太多的愤慨，太多的无奈。

　　还好，站在2011年的门槛上回望2010年，这位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满载收获：

　　他终于可以工作了！2008年的夏天，他病倒了。两年的积极疗养，让他得以康复。

　　6月9日，他因“人居环境科学”建设摘得2010年度陈嘉庚技术科学奖，这意味着他领衔创建的理论体系赢得广泛的认可；

　　还有上海世博会。他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赞誉有加，“把美好的城市与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个非常切合时势的好宣言”。而且，世博会整体上由中国人主持规划设计，展现出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除了挚爱的事业，其他一概置之度外，吴良镛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自己的米寿之年。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以这样的情怀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为人。

　　愁慵满腹与谁听

　　贝聿铭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吴良镛立志从事建筑行业，与国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0年7月的一天，他即将告别高中生涯，和现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一样，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的考场上挥汗如雨。总算交卷了，疲惫不堪时，警报骤响，日本的战机突袭来了，“我们赶紧躲进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碎渣子不断地落下来，火光冲天，瓦砾遍地”。

　　吴良镛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遭劫。第三天，他悲伤地挥别合川，行前默默许下宏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在书本上，他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的毛病，心想这些应该跟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关联吧。1950年底，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参加建设，满腔的热情让他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如今，吴良镛自认当初“太天真了”。

　　前段时间他在医院康复治疗，有年轻医生来“取经”，说自己准备结婚买房了，房价这么高，该不该出手。吴良镛无言以对，“我学建筑60多年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受”。

　　还有更大的遗憾让他怒不可遏。

　　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

　　他痛陈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

　　他厌烦“打造××名城”的说法，质问“城市能像一个金属器皿任人随心所欲地打造吗？”

　　他愤慨不少地方因为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拔地而起。这些“巨型结构的游戏”全然抛却建筑适用、经济的基本原则，追求“前所未有”的形式。“试问，如果东倒西歪、歪七斜八也算是一种美，那么震后的汶川不成了美的源泉？这个问题也许要请教心理学家。”他的诘问掷地有声。

　　他不解一些人盲目追随西方，不来个国际招标就凸显不出所谓的“规格”，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为曾犯下的错误买单，美国人早就喊出了要“将我们的城市从埋葬在墓碑群式的天际线下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