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人们对宋庆龄应中共中央之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知之甚少。现已公布的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函电，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所收录的《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使我们得以了解其基本过程。

　　一、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拟邀请　宋庆龄经香港北上

　　1948年，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中共中央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新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纷纷通电响应。随后，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组织下，这些民主人士开始分批北上进入解放区。

　　中共中央拟邀请宋庆龄由沪北上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月19日，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转引自《宋庆龄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报》1990年1月29日。）

　　接到中央的这份电报后，方方、潘汉年、刘晓进行了认真研究。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决定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准备先接宋庆龄到香港，然后再护送她与何香凝一起北上。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华克之到达上海后，通过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转交了信件，“并取了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 （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5页。）

　　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宋庆龄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宋庆龄书信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2月20日，宋庆龄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书信选集》（下），第62页。）

　　宋庆龄经慎重考虑决定留在上海，继续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工作，迎接解放。中共中央尊重她的意见。

　　二、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

　　上海解放后，宋庆龄北上的安全问题有了保障，此刻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不仅中共中央期待宋庆龄与会，而且各民主党派人士也纷纷出面邀请。

　　例如：5月29日，李济深电邀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与会。对此宋庆龄表示：“上海解放，全国解放可期，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宋庆龄书信选集》（下），第188页。）

　　6月15日，历时5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筹建新政府的各项工作渐次展开。6月20日，李济深再次致电宋庆龄：“新政协正在积极筹备，近期可望召开，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咸表钦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中国共产党人殷殷期待宋庆龄能够参加新中国政府的筹建工作，为此在上海解放后他们准备派邓颖超赴沪面陈中共中央的至诚邀请之意。6月19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第203页。）

　　6月21日，周恩来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说：“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第206页。）

　　这期间，周恩来还从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史良那里了解到，宋庆龄曾与她讨论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问题。当时宋庆龄告诉史良，香港方面曾送来毛泽东、周恩来给她的电报。史良力主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请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商量决定。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上述资料显示，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为了达到“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而又“不能稍涉勉强”的目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宋庆龄的情况及其真实想法。“邓亲往劝驾必成”一句表明，周恩来很可能是借史良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机会，先就中央拟委托邓颖超去上海邀请宋庆龄与会一事征询她的意见，在有了一定把握之后，邓颖超和廖梦醒才携带毛泽东、周恩来6月19日和21日的亲笔信前往上海。

　　　 三、邓颖超、廖梦醒在上海期间的工作

　　邓颖超、廖梦醒于6月25日抵达上海。她们初期的工作主要围绕了解宋庆龄的实际情况与想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而展开。

　　（一）了解宋庆龄的情况

　　邓颖超、廖梦醒到上海的当晚即拜会了宋庆龄。

　　6月27日，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一）有日抵沪，当晚孙夫人即约谈，其情绪很兴奋，盼孙一定来平。但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今日廖梦醒又往晤孙，谈话间颇感盛情难却，表示考虑，或有可能。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看发展，容后再报。孙夫人希望能到苏联疗病，并在国外工作一时期。（二）如孙夫人坚持此次暂不来平，则在我返平前，是否将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事，征其同意。请电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2页。）

　　这则电报澄清了以下问题：

　　1、邓颖超、廖梦醒到达上海的时间。

　　此前，仅《中国福利会志》记载：“6月29日，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托，携带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由廖梦醒陪同，专程到上海看望宋庆龄，邀请宋庆龄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宋庆龄欣然同意。”（《中国福利会志?大事记》，但是，这里并没有交代6月29日究竟是邓颖超、廖梦醒从北平出发的时间，还是她们抵达上海的时间，抑或是她们拜访宋庆龄的时间。现在我们可根据上述电文推断，邓、廖二人于6月22日由北平出发（做出这一推断的依据有二：其一，邓颖超所持的周恩来致宋庆龄函的落款日期为6月21日；第二，当时从北平乘火车到上海一般需要3天。）、6月25日到达上海，且当晚就应宋庆龄之约会面，宾主重逢非常高兴。

　　2、她们抵达上海的第三天（6月27日），廖梦醒再次拜访宋庆龄并转达了中共中央的真诚邀请之意，这使宋庆龄感到“盛情难却”，“表示考虑”。

　　3、邓颖超、廖梦醒观察到宋庆龄正饱受疾病困扰的情况，证实宋庆龄表示“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并非托辞。

　　事实上，早在一个月之前宋庆龄就病倒了。她曾在5月26日请王安娜帮助买药（参见《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5月27日写信给王安娜表示感谢（参见《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60页。。）这时的她还出现了皮肤过敏的症状（这是她家族中的一种免疫系统的遗传疾病），她于6月14日向王安娜诉苦说：“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了一会儿，就赶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倒。”“服用苯纳德雷，使我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不过荨麻疹倒是慢慢地退下去了，不像上星期那样痛苦万分。我很想尽快治好，这样才好出去见朋友！”《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164页。由此可知，从5月下旬到6月中旬宋庆龄一直在病中，她向邓、廖表示希望去苏联治病，也是想彻底摆脱疾病折磨的愿望使然。

　　基于以上观察，邓颖超的结论是，促成宋庆龄北上“或有可能”，不过“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看发展”。（《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2页。）

　　中共中央据此于7月1日致电中共上海市委和邓颖超：“现孙对邓、廖既未回绝，且病体难支又系实情，故邓应向其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可候孙到平后再说，并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北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7页。）

　　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状况，中共中央同时指示：“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三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孙希望到苏联养病，当于新政协后进行交涉，估计必能办到，病治好后，亦可至东欧新民主国家参观。”（《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7页。）邓颖超遂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宋庆龄作了说明。（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2页。）

　　（二）向宋庆龄解释党的政策

　　邓颖超和廖梦醒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针对上海解放之初入城部队因不熟悉情况，某些做法引起宋庆龄的误会而来。

　　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当时引起宋庆龄误会的事情有二：

　　其一，一支入城部队曾提出征用宋庆龄的住宅，这引起她的不满。

　　上海解放后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年轻的军人，说是来接管房子的。宋庆龄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这件事可能引起了宋庆龄情感上的不快。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此事十分重视。不仅相关人员受到了批评，而且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吴克坚等在史良的陪同下很快拜访了宋庆龄并致歉。

　　6月1日，华东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为她有点病，故迟了三天才见面。在此三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以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当华东局领导从史良那里了解到宋庆龄经济困难后，“决定由潘汉年先送一百万人民票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聂月岩：《生活中的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其二，上海解放初期，因孙中山故居的一位老仆人被拘留而产生了误会。

　　此事周恩来在7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的电报中曾特别提到：“邓在沪时，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据史良说，孙中山故屋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我拘留，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该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亦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7—48页。）

　　后经邓颖超了解：“孙中山故居仆人曾于当日被拘，旋即释放，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2页。）

　　这期间周恩来从史良那里得知，“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一百九十号（190）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央致电上海市委：“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8页。）

　　上述资料表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接管城市的工作极为慎重，他们一经发现其中的偏差或疏漏，便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显然这对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她对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理解有着积极的作用。

　　7月5日，邓颖超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进展。其要点是：“一、宋庆龄已于六月三十日同意赴北平，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二、宋庆龄行前准备工作及所带随员，正在与其具体商定。行期大约定在七月十日以后。三、宋庆龄在赴北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请通知该院作必要的准备。四、宋庆龄北上时所需专车及护送诸事，当与上海市委及铁路局商办。五、中央七月一日电所示各点已告宋庆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2页。）

　　由此观之，在邓颖超6月27日的电报发出之后，她和廖梦醒与宋庆龄的沟通工作并未停止。因此中央7月1日的指示到达前，宋庆龄已经于6月30日同意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了。对此，廖梦醒后来回忆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龄同志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她。”“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几次交谈之后，邓大姐把庆龄同志说服了。”（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4日。）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推断她们这段时间内的工作情况：礼节性的拜会之后，廖梦醒以其特殊的身份同宋庆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谈，邓颖超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宋庆龄最终被说服。　

　　　 四、中共中央为迎接宋庆龄北上所作的准备

　　中共中央获知宋庆龄同意出席新政协会议的消息以后，周恩来于7月7日对邓颖超7月5日的来电做出批示：1、请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的曾宪植负责解决宋庆龄在北平的住处问题。2、请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的叶子龙通知伍云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召集有关方面会商并办理宋庆龄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及参观济南国际和平医院等事宜。3、请叶子龙通知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注意”宋庆龄北上时需使用专车等问题。（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3页。）至此，迎接宋庆龄北上的准备工作开始启动。

　　此后，邓颖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电报主要围绕确定宋庆龄的行期、安排相应的接待工作等问题展开。

　　（一）确定宋庆龄的行期

　　宋庆龄同意北上以后，邓颖超等进一步与之商量启程的日期，她们最初预计大约7月10日以后可以动身。（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52页。）不过邓颖超很快又了解到一个新情况——新政协会议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而宋庆龄须在8月6日前返回上海为其姨妈祝寿。邓颖超考虑到当时从上海乘火车到北平需要3天时间，如果宋庆龄7月10日以后去北平，8月6日前赶回上海，然后再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那么她在路上就要用去12天左右，这对于宋庆龄来说实在过于劳累。于是她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同意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

　　7月6日，邓颖超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她同时说明，如果中央同意这一意见，那么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总干事谭宁邦则需要先到北平代宋庆龄与有关方面商定业务范围。（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3页。）

　　邓颖超这封电报所反映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周恩来再次向史良了解情况。7月9日，周恩来代中央起草了致华东局、上海市委并邓颖超的电文：“经与史良面商，他（原文如此——引者注）认为孙夫人参加新政协是可以做到的，而孙最怕热，如七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北平甚凉爽），即使八月初南返，八月中仍可由史良陪伴其北来（史须回沪一行，新政协须八月半后方能开）。此种办法，颖超不妨与孙夫人明言，如孙同意最好。否则，即按午鱼电将行期推至八月六号以后。谭宁邦如欲先来，可同意，其行期可迟至七月二十前后。颖超在沪如能养病，可留候夫人同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9页。）

　　接到中央的电报后，邓颖超于7月11日拜访宋庆龄，向她转达了中央9日来电的内容。宋庆龄表示“在短期内往返北平、上海两次，病体很难支持。为了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赴北平行期以八月为宜。”当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将留在上海陪伴她北上时，“她很喜悦”。由于宋庆龄的行期推迟，“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总干事谭宁邦（美国人）于七月二十日后先行赴北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2页。）7月12日，邓颖超向中央报告了以上情况。

　　此后，留在上海的邓颖超、廖梦醒一直与宋庆龄保持着较为频密的接触，她们陪同宋庆龄北上的日期最终确定在8月中旬以后。这期间，邓颖超曾三次向中央汇报相关情况，周恩来于8月3日一并作答：“三信均到。孙夫人行期在八月半后甚好，新政协会期在九月上旬。”（《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页。）

　　同日，在上海的邓颖超因尚不知新政协会议的会期将推迟到9月份，所以函告宋庆龄这次会议可能推迟到8月20日以后举行，并与其商定北上的日期，宋庆龄回信表示“八月底她又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推测：“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3—54页。）邓颖超遂向中央汇报。

　　接到邓颖超的电报后中央研判：“孙说八月底有事，恐系推辞。”因此周恩来于8月6日致电邓颖超：“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考虑到宋庆龄的实际情况，中央认为：“新政协须九月上旬始能开会，孙夫人以迟至八月下旬或九月五日以前来平为好。”（《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51页。）

　　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和宋庆龄的实际情况，其北上日期最终确定为8月底。

　　（二）安排相应的接待工作

　　中共中央在北平迎接宋庆龄的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1、接待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总干事谭宁邦

　　由于行期推迟，宋庆龄首先派谭宁邦到北平与有关方面沟通，以尽早了解中央对其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未来工作的构想。

　　7月15日，周恩来请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苏井观（时任中央军委后勤部总卫生部部长）、伍云甫、熊瑾玎（时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做好接待谭宁邦的准备。（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49页。）

　　从宋庆龄8月18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所提及的情况看，谭宁邦在北平期间虽然拜会了有关机构的负责人，但未能带回中央对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意见。（参见《宋庆龄书信选集》续编，第168页。）

　　2、为宋庆龄寻找、布置合适住宅

　　根据周恩来7月7日的指示，曾宪植等在北平为宋庆龄寻找住宅。他们最终选定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并着手布置。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即曾宪植——引者注）、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页。）中央对宋庆龄到北平后工作与生活习惯方面的考虑之周到由此可见一斑。

　　3、准备宋庆龄到北平时的欢迎仪式

　　随着启程日期的临近，宋庆龄于8月3日致函在上海的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遂电告周恩来，她的意见是：“第一、第二件事可以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3—54页。）周恩来于8月6日致电邓颖超：“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51页。）

　　（三）安排宋庆龄担负特定的社会工作

　　如何发挥宋庆龄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是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所考虑的问题之一。从《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所收录的相关电文推断，其中一项就是请她出面推动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

　　7月13日，周恩来、郭沫若为成立中苏友好协会一事致电邓颖超转呈宋庆龄：“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鉴于增进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之重要，特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并定于本月十六日开发起人大会。我们热烈希望你能领衔发起，以资号召。是否可以，盼即电示，以便列名发表。”（《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122页。）

　　笔者虽尚未见到宋庆龄的复电或邓颖超的报告，但宋庆龄显然接受了这一请求。因为据《人民日报》报道，由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领衔共698人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7月16日，中苏友好发起人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次会议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81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

　　8月6日，周恩来请邓颖超转告宋庆龄：“请她于九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届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加。”（《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0页。）10月5日，宋庆龄和朱德、刘少奇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执行主席；她在会上致开幕词，随后又当选为该会第一副会长。（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10月6日。）

　　（四）就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的身份问题征求其本人意见

　　宋庆龄以何种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也是这一时期她与邓颖超及中共中央磋商的问题之一。对此，邓颖超在8月7日致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报告了下述情况：

　　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协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邓颖超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4页。）

　　这表明，尽管宋庆龄最初希望自己仅列席会议，但中共中央认为她应当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由此才产生了她以何种身份出任代表的问题。从邓颖超电文的内容推断，最初中央很可能认为宋庆龄作为妇女界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宋庆龄个人的考虑则是，作为一名妇女界代表必须参与妇联的工作、了解其情况、反映其意见，而她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后来经邓颖超多方解释说明，她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中共中央认为：“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第51页。）在这里充分展现出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高度尊重。

　　这样，到8月13日为止，除宋庆龄担任新政协会议代表的身份问题尚未最后确定、其将如何参加新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与之面谈之外，中共中央迎接宋庆龄北上的工作准备就绪。

　　五、宋庆龄抵达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之下乘火车离开上海，8月28日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等50余人前往车站迎接。

　　此刻的宋庆龄心中感慨万千：“二十四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因为今天的革命领袖忠实于现实。今天的革命领袖执行革命任务，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完全信任和合作。”（《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

　　对宋庆龄个人而言，此后她又将扮演许多新角色。例如，1949年9月2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九次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敦请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为该会名誉主席”（《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成员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这时起，宋庆龄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中。

　　回顾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经过，可以看出：

　　1、中共中央一直期待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但在如何邀请这个问题上有着极为细致的考虑。首先是安全第一；其次要自然而不突兀，要使她感受到尊敬而不是强迫，要最终获得她的同意而又不能勉强。出于这种考虑，选择“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担当此任无疑极为重要。上海解放后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前去沟通可谓独具匠心：廖梦醒的专程拜访自然而不突兀，邓颖超的来访象征着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尊敬；廖梦醒能够摸清宋庆龄的真实想法，邓颖超可以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服。

　　2、中国共产党人力邀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除了对她的高度尊重之外，恐怕也不排除这样一种考虑——将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象征意义和她在海内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纳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事业之中。事实也正是这样。而宋庆龄显然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对她的角色期待。她在经过认真考虑后，适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请她领衔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是一个开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她又以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身份在保卫世界和平、开展民间外交、推动新中国社会福利与救济及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作者周大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