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静。这是当时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对季羡林的评价。

　　那时的他刚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担任济南高中的国文教员。待遇优厚：每月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

　　安静，自是一种性格，也并非一点不懂得世故。但他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自知实现不了校长的那番苦心，于是，再寻出路。

　　天赐良机。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置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报名，以全优成绩通过。

　　安静，是一种心境。留德十年，他学习起天书般的梵文和巴利文，取得博士学位。“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安静，是一种坚守。归国，来到北京大学，再无另觅他处。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留下的是千万字的学术专著、百万字的文学散文作品。

　　“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诗中想到休息，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7月11日，这位走过近百年风雨的学者，自由、安静地休息了。

　　二

　　是偶然中的必然。

　　这个从“山东临清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的一个野小子，竟走出了官庄，走出了临清，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国；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在东西方文化中穿行，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人类文化发展的盛衰消长。

　　这个“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的人，却成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不可或缺的标识，随和、平实中保持着清醒与真诚。

　　这个“经常为一些小动物、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没有出息的人”，却在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中开辟道路，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寻常亦不寻常。张中行言：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谢绝了人们赠予的桂冠，谢绝不了人们对他的敬重。

　　赶到医院，回望他最后的身影；奔赴灵堂，端详他的遗照凝思神想；来到住所，看着紧锁的大门，踯躅徘徊。

　　再见夏月塘荷，朗润园怒放的“季荷”又为谁开？再见塘边泥土地，用树枝写满祝福的话语又给谁读？

　　何时再见《百岁述怀》？何日再续“相期以茶”？

　　三

　　人们对季先生最初的印象是一个写作者。《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病榻杂记》……淳朴恬澹，本色天然。一个世纪的苦难、坎坷、屈辱、忧患，流于笔端，看似浅显明白，却是充满了人生睿智。那是一位文化老者对民族与国家不变的忠诚，有反思、困惑和期待，独不见个人的怨愤、忧郁和发泄。

　　“我一生从不敢以作家自居，而只以学术研究者自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说我的学术研究起点很低的话，我的散文创作的起点应该说是不低的。”

　　——当年就读清华，他曾写过一篇散文《年》，送给叶公超先生，叶先生对这篇文章有极高的评价，并立即将文章送《学文》发表，这自然让他颇有受宠若惊之感。

　　可晓得，都喜欢舞笔弄墨，都是“文学青年”的他与李长之、吴组缃、林庚走在一起，被后人誉为“清华四剑客”。也都曾不自觉地拜在郑振铎先生门下，旁听过他在清华讲“中国文学史”的课。“他同巴金、靳以主编了《文学季刊》，一时洛阳纸贵。我们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编委，有的是特约撰稿人。虚荣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们这几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心里有点飘飘然，不是很自然的吗？”

　　由关注文字延伸到关注他本人，季先生原是位纯正的学术大家。

　　“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他的弟子钱文忠告诉世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

　　只是，这个冷僻的专业，我们平常人难以触及，更难以理解。

　　不能忘记的是，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

　　老而弥坚。在七八十岁的高龄之时，他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几乎是同一时段，他开始写作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糖的文化技术交流史。

　　这是先生贯穿始终的学术追求，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已经展露出锋芒：在博士后的五年内，他写了几篇相当有创见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直到今天，还不断有人引用。

　　有长有短，他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词。”

　　“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更弥加珍贵。”依旧不明即起，亮起了朗润园里的第一盏灯；依旧伏案读写，孜孜不倦。正因为如此，一本本敦煌学、印度学、佛教学、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著作不断跃入我们的视线。

　　“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这正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中，我们得以窥见他的学识和胸怀。他以自己的散文写作，与公众保持对话，又以自己的学识，给予公众通俗性表述。陈平原表达了一个学人的致敬：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外，还对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时刻关注。他已经超越了“专家”所能达到的边界，是一个有文有学、有血有肉、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读书人”。

　　四

　　几近二十年了，他的学生还记得季先生拜访长者冯友兰、陈岱孙及朱光潜的情景：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

　　现代的专业性的学者和一个中国传统的儒者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他处世的方式是谦和和明澈的，他的气度是温和而自然的。

　　回忆是他的保留节目。常常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他眼前重现，他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

　　老师是不能忘的：马景功、鞠思敏、王崑玉、董秋芳、夏莱蒂、胡也频、胡适之、陈寅恪、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张岱年、瓦尔德施米特、西克……从小学，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每一次面影依次浮现，仿佛又是一次他们的教诲。

　　——何为真诚。

　　他(鞠思敏)讲的也无非是处世待人的道理，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从他嘴里讲出来，那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认真而诚恳的态度，真正打动了我们的心。

　　——何为教授。

　　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他(郑振铎)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

　　——何为论文。

　　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我（瓦尔德施米特）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师恩可道。他的秘书曾告诉来访者，“好些年前季先生写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还很敏感，我劝他别写，写了也没地方发。但他坚持要写，他说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对人不能主观、片面，他还说当时与胡适在一起工作的人剩下的不多了，我要不写出来就不舒服。”

　　承袭是最终的尊重。多年之后，当他成为教授，学生们又如同年轻时的他一般，讲起他的传奇，谈起他的风骨。

　　——依旧普通如常。

　　语不惊人，貌不压众的他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竟看见“朴素如老农”的季羡林坐在主席台上。

　　——依旧唯学是务。

　　北大在解放后首次开梵文、巴利文班。五年中，他和金克木先生从头教到尾，没有别的老师替换。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四点半起床，五时吃早点，吃完早点就开始写作。在上班族每一天的“正式”工作开始前，他已做完了一天中他要完成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任务。

　　——依旧仁爱至真。

　　很偶尔的，他会让学生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也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年轻人的著作写序。

　　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先生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

　　“北大校园里，不少学生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一般都是大按其铃。然而，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

　　曾经是一片丛林，如今只剩孤独的、屈指可数的大树。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名字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北大，代表着中国文化。他使我们隐隐觉到，中国文化尚存，中国的布衣学人尚在。我们期待着他在前方照耀着我们。如今这个标杆不存在了，怎不令人心生茫然？

　　先生倔强地走了。我们难以承受。

　　五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以此，季先生总会反观自己：“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这，过于苛求了，但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他的灵魂中。

　　冲锋在前，是爱国。传承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爱国？我们揣测，是否先生一直就在沉重的自责下生活。

　　走过世纪沧桑的老人自有他的幽默和智慧。开会不断，他却泰然处之。

　　“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这，就是长年一身蓝色中山装的那位鼎鼎大名的季先生。

　　季羡林主要著作:

　　《天竺心影》

　　《朗润集》

　　《季羡林散文集》

　　《牛棚杂忆》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

　　《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沙恭达罗》

　　《五卷书》

　　《优哩婆湿》

　　《罗摩衍那》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