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敏教授

　   前不久公布的新医改方案，备受各方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首届十大“医德楷模”王正敏教授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言简意赅:“不管方案怎样修改、什么时候实施，我想我们当医生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心看病’。”

　　4月13日下午，上海市眼耳鼻喉科医院。

　　记者在一位医生带领下前往王正敏教授的办公室，没想到在医院转了一大圈，最后竟被领进了手术室。

　　踏进手术室的大门，穿上鞋套，继续往里。手术室一位医生边走边说，王教授很少坐在办公室，而是经常来这里，今天上午他刚看完门诊，现在正准备明天的一台手术。

　　　  推开一道不起眼的小门，记者终于见到了王正敏。今年74岁、两鬓斑白的王教授乐呵呵地说：“医院给过我一个大的办公室,我不大去,就在手术室里要个小房间，看病人更方便些。”采访就从手术说起。

　　为病人解除病痛是医生的本分，用心去尽本分，让病人放心，是一件快乐的事

　　对于许许多多患者来说，听到“王正敏”三个字，就意味着放心。近10年来，他完成了数千例高难度手术，手术失败率小于0.1%，意外神经并发症趋向于0。而实施这些极其精细的手术，往往是在体积还不足1立方厘米的内耳，或是在遍布各种神经的危险地带———颅底，容不得任何“失之毫厘”。

　　病人的“放心”，源自于王正敏几十年的“用心”。再艰难的手术，再艰深的技术要求，似乎都不曾难倒他。王正敏对记者说：“为病人解除病痛是医生的本分，医生用心去尽本分，让病人放心是一件快乐的事。每一次手术成功都是愉快的积累。”

　　颅底手术，曾是让不少外科医生望而却步的“禁区”。颅底这块脑部和五官相接的地方，不仅血管非常密集，还有三叉神经、面神经等12对颅神经。手术全程都要在显微镜下进行，稍有差池，就会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这样的“地带”，脑外科医生和五官科医生都不敢轻易触碰。

　　那一年，刚刚从瑞士苏黎世大学留学回国的耳鼻喉科博士王正敏走进了手术室，为一位内耳道颅底肿瘤病人做切除。在他眼里，为了病人的健康，必须尽本分，没有什么禁区可言、可畏。

　　早上8点整，手术开始。王正敏坐在手术台边，透过可以放大12倍的显微镜，举起手术刀，在病人右耳边划下了第一刀。

　　这一刀，开创了中国首例侧颅底手术。

　　切口一直延伸到颈部，仅分离工作就进行了近5个小时。鸡蛋般大的肿瘤终于露了出来，它和两根拇指般粗细的人体主要血管粘在了一起。这两根血管还在快速地跳动，大脑就靠它供氧，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病人就会立刻停止呼吸。

　　王正敏用他那把刀尖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手术刀，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把肿瘤取下。这个切除过程，又整整用了3个小时。紧接着，他又从病人的腹部切下肌肉、脂肪，构成屏障，防止颅内的脑脊液外漏。

　　手术从上午8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这14个小时，王正敏只通过吸管喝了一瓶牛奶。走出手术室，王正敏走到正焦急等待的家属身边，语气平静地说：“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你们放心回家休息吧！”

　　此时，腰酸、眼酸、手酸突然一起袭来，王正敏拖着疲惫的身躯，跨上自行车，消失在沉沉夜幕中。

　　第二天清晨5点，王正敏踏进了病房，轻轻地问病人身旁的护士：“情况怎么样？”护士高兴地笑了，冲他连连点头。

　　“我这个人也许天生就有一股喜欢迎难而上的劲。越是困难的事，越要战胜它，这在我眼里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说起类似高难度的手术，王正敏的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亮。

　　如今已74岁的王正敏，仍坚守在手术台上。就在记者采访他的两天前，他为一个耳硬化姑娘进行了高难度手术。这位饱受耳聋痛苦的病人，曾被一些医生告知，她的耳聋是神经性的，无药可治。但王正敏说，有办法治，办法就是植入人工镫骨。

　　手术非常成功。第二天，护士来找王正敏：“王教授，您快去看看！”王正敏赶到病房，只见病人坐在那里哭。因为她的耳朵终于又能听到久违的声音，那是激动的泪水。

　　王正敏说，用心看病，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快乐来自于手术的成功，来自于尽己本分。当医生把病人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时，就会用心尽力。

　　在他看来，恪守医德，并不意味着有什么难处，而恰恰是医生获得快乐的本源。而用心看病，正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关键。

　　再先进的机器也离不开医者温暖的心，用心看病的医生决不会像机器那样冷冰冰

　　慕名而来的病人特别多。这不仅是因为王正敏精湛的医术，也因为他看病特别耐心。每次看完一个病人，王正敏都会追问一句：“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直到病人表示没有任何疑问后，他才叫下一位病人。

　　正因为如此，王正敏成了“坐门诊”最慢的一个。从早上8点开始接诊，直到所有排队的病人全部诊断完，他才会吃午饭。而这顿午饭往往一“拖”就“拖”到下午两三点钟，有时甚至“拖”成了晚饭。

　　王正敏说：“病人们相信我，才排那么久的队，一些病人为了能挂上号，隔天晚上就来排队了。有些病人千里迢迢从外地赶过来，我不忍心让他们等，也不忍心几分钟就把他们打发走。”

　　病人们说，找王教授看病，心头总是暖融融的。王教授总有办法让我们宽心，即使检查结果是绝症，他也会想尽办法开导我们。

　　病人中有很多是耳聋的儿童，他们的家长心情格外急切，但只要找到王正敏，心里就会踏实许多。他们说，王教授绝对不会没说几句话，就开一大堆化验单、检验单，不会让病人去茫然面对那些看不懂的报告单和专业术语。

　　王正敏经常提醒身边的学生们，病人不是供你练技术的对象，不能用纯技术的心态去对待病人。一个尊重患者、尊重生命的医生，要学会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往往是他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如果看病时，你的态度和蔼可亲，病人就会从心里觉得感激，如果你冷漠，病人的受伤感就会在心里藏很久。所以，医生善待病人，不但能挽救他的生命，也许还能挽救他对世界和人生的信心。

　　王正敏说，再先进的机器，也离不开医者一颗温暖的心。医学在离科技越来越近的同时，千万不能远离人性。现在，医学技术先进了，似乎技术崇拜之风也渐长，但治病如果仅仅靠仪器检测，再拿着检测结果简单地对应一些医学知识或经验去做诊断，长此以往，“人”藏到了机器后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机械操作员，医生自身的价值就会越来越“淡”。

　　“疾病是因人而异的。”在他看来，某一个指标往往可以对应某一种疾病，但很多时候，简单地套用这种方法，并不足以看清疾病的全貌。如果单凭仪器里的指标冷漠地去诊断、施治，就会留下缺憾。把每一个病人都当作自己的亲朋，多看一分钟，多问几句话，这也许是多余的，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离诊治病根更近了一步。

　　在手术台上，王正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有一次，王正敏替一名曾在外地接受过4次手术未成功的耳硬化传导性耳聋病人做高难度的人工镫骨植入手术。手术中，人工镫骨植入到位之后，出现了轻微变形。身旁的医生都明白，对曾经做过多次手术的病人而言，能做到现在这份上，已属十分不易，手术可以结束了。然而，王正敏却做出了一个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取出已经放置好的人工镫骨，手术重新来过！

　　最终，手术圆满成功。病人出院时，给王正敏深深鞠了一躬。

　　王正敏说，就算手术成功率再高，也一定要把病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于医生来说，一个病人的生命，不过是他所救治的无数生命之一，但对病人来说，这却意味着全部。“成功或失败，对病人只有100%，我不允许自己用一个统计数字来衡量手术的成功率。”

　　用心看病，就要不断提高医疗水平、创新医疗手段

　　听觉的王国，精细而精深。镫骨，是人体最小的一块骨头，一旦出了故障，人便会陷入无声世界。王正敏发现，相当一部分患者由于耳硬化导致镫骨无法振动，造成传导性耳聋。而传统的方法是切除镫骨，植入一根肉眼难以看清的人工镫骨。可是，植入人工镫骨后，患者虽然恢复了听觉，却时常会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走路、骑车也摇摇晃晃。个中原因何在？

　　王正敏陷入了沉思。

　　他查找医学典籍、做实验，有时候半夜睡下了，突然想到点什么，又跳起来找纸笔把它记下来。终于，他找到了答案：内耳前庭椭圆囊与球囊之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隐窝，那么，如果能在人工镫骨上也切出一个小小的楔角，就能使之更加匹配。

　　楔形人工镫骨的发明，使患者术后几乎没有眩晕反应。经王正敏手术的500例耳硬化人工镫骨植入病人，没有一例出现突聋、面瘫等常见并发症，听力提高率达99.8%，而国外同类手术的并发症是每300至200人出现一例。这一刷新，使我国镫骨外科有了一个光彩夺目的纪录。

　　“中国没有耳外科，中国人是用榔头锤子凿耳朵的。”王正敏忘不了，当年留学时一位来自美国的专家的评判。而今，每年总有数批欧美专家慕名来沪找他取经。世界著名耳鼻咽喉科权威、瑞士苏黎世大学耳外科费希教授说：“王正敏开拓了耳外科的一片新天地。”

　　对于这项给在痛苦中挣扎的病人带来福音的发明创造，王正敏却谦虚地形容为：“小改小革，无足挂齿。”王正敏说，用心看病就要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不断探索、创新医疗手段。

　　治愈神经性耳聋是一项世界难题。患者生活在“寂静”世界里，不能交流使得他们倍感孤独。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外科学家设计了一种价格高昂的高科技植入器，使聋残病人听懂了讲话的声音，这就是可编程数字人工耳蜗。人工耳蜗与助听器不同，助听器仅用于听力补偿，人工耳蜗则用于听力重建，利用声电转换装置取代聋人耳蜗内丧失功能的毛细胞，刺激听神经，再由大脑产生听觉。

　　王正敏至今记得当年那个花季女孩的无奈眼神。因为神经性耳聋，女孩丧失了听力，父亲带着女儿从外地慕名找到了王正敏。王正敏给女孩做了检查，告诉他们有一个办法，就是植入人工耳蜗，但费用比较昂贵。“多少钱？”“进口的人工耳蜗要２０多万。”父亲的眼神突然黯淡下来，他们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父女俩离开医院时黯然的背影，就此在王正敏的心底打下了一个结。

　　我国每年有上万聋儿出生，听力残障总人数逾千万，安装人工耳蜗是解决听力障碍的最佳途径。每当这些聋儿找到王正敏求治时，他心里都会有深深的愧意和内疚。为了不让病人的希望在高昂的“洋耳蜗”前破灭，已近花甲之年的王正敏决心研制中国人自己的电子耳蜗。

　　耳蜗，不是简单地放大声音，而是将声音转化为电波，然后分析解码传送给听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开发人造耳蜗除了耳科研究以外，还需要大量物理和半导体芯片技术。于是，王正敏白天看病、手术，晚上学电子技术，电子元器件摊了一桌。连续好几年，研究人造耳蜗就成为王正敏双休日的全部内容，连他的小外孙也说：“我爷爷是世界上最用功的爷爷。”

　　历经近10年的刻苦研发，由王正敏领衔的团队先后克服了理论和技术上的一系列困难，终于研制出了一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可编程数字人工耳蜗。而这一中国人自己研发的人工耳蜗已进入临床验证阶段，上市后价格将远远低于从国外进口的耳蜗，耳聋患者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有了希望。

　　但是，王正敏不满足于研究人工的“假耳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正带领着一群富有朝气的年轻精英们在现代生物科技干细胞和基因诊疗领域辛勤耕耘。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国际上首先发现了耳蜗内存在数量十分稀少的多功能干细胞，这类干细胞非常珍贵，它们可以在体外经培养、增殖，诱发成听毛细胞和支持细胞，为听觉器官的再生开辟了新的途径。虽然其路漫漫，他们仍日夜为将来能再生一个病人自己的、天然的耳蜗而继续在努力。

　　创新无止境。从医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正敏荣获了许多科技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省部级奖项17项。每一张荣誉证书，都蕴含着他攻克难题的艰辛。他却笑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啊！我们当医生的，当然应该把心思放在攻克医学难题、多为病人谋幸福上。医生、医生，以医为生，钻研医术是一名医生的终身使命。

　   用心看病，就要想病人所想，急病人所急，真心实意给病人以实惠

　   王正敏常说，个人再大的事，也大不过治病救人。

　　如今，年逾古稀的他依然在临床一线努力工作着，看门诊，查房，做手术。王正敏的同事和学生们都知道他的工作习惯：每逢手术和查房，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王教授拒绝一切外界干扰。

　　一次，王正敏在下楼梯时，不慎扭伤了脚，脚背立即肿了起来。同事们催他快去拍片检查，看看是否骨折。但王正敏却断然说，一会儿要给住院病人做手术，等手术做完，再去治伤。而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在手术台边坚持站上4、5个小时。王正敏说：“如果不抓紧时间做手术，那些病人不仅会多一天病痛，而且还要多住一天病房，多花一天钱。”

　　在王正敏看来，用心看病，就是真心实意地为病人付出，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记者说起个别医生在医治中出了差错，患者出现了并发症，医生就会态度“亲切”、花言巧语蒙骗病人，说这个病有多难治，其实不过是常见病。对此，王教授连连叹气，连说“这样的事发生在医学界太难为情了！”

　　王正敏认为，行医的本来目的，是真心实意为病家谋福利，给病人以实惠。病人到医院来不是为了住五星级的病房，病房造得再华丽，也不能替代给病人看好病。病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做一台颅底手术，平均需要５到８个小时。病人的颅底肿瘤摘除后，还需要借腿部或其他部位的神经来修补颅底神经。王正敏知道这样的手术可以分2次或3次进行。分开来做，不仅能多收费，手术时间也可以缩短，但却会给病人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和创伤。为了病人的利益，他总是坚持做“一步到位”的事，坚持把手术做完，有时一做就是１０多个小时。

　　聋人得了流脓的中耳炎通常是不能做人工耳蜗植入的，这样的病人常常被转到王正敏这里来。王正敏敢于突破常规，设计中耳炎超根治的方法，同期或分期完成人工耳蜗安全植入。14例这样的植入手术均获得成功，不再流脓。

　　几年前，一个患了耳聋的4岁儿童因家境贫寒，无法做手术，王正敏怀着一颗仁爱之心呼吁：孩子一旦过了植入人工耳蜗的最佳年龄，将事倍功半，希望社会伸出援手。在慈善基金会的帮助下，王正敏免费为小患者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术。手术结束，孩子的奶奶看着被推出手术室、将从无声世界进入有声世界的小孙儿，不禁喜极而泣。

　　为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看病贵”，王正敏还带头捐资，发起成立了“聋儿康复慈善基金会”。如今，基金会已为多名家庭贫困的聋儿提供了帮助。

　　  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与他谈起前不久公布的新医改方案。王正敏教授说：“这个新方案，可以说是各方关注、大家期待。不管方案怎样修改、什么时候实施，我想我们当医生的，最重要的还是‘用心看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