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戴世光文集》正式出版发行。仙逝十年之后,著名统计学家戴世光的学术人生再一次引起各界关注。

1990年，已82岁高龄的戴世光教授仍坚持每天伏案工作。

　　戴世光是我国20世纪最杰出的统计学家之一,为重树统计科学的正确内涵作出努力,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基础;他曾主持近代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并亲历我国一至三次人口普查;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把“节制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可谓倡导这一理论的第一人……

　　戴世光的一生,既是近代中国统计科学发展的缩影,又是一部新中国统计学教育发展史。

拳拳深情　长怀归国赤子心

　　1938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已在海外求学多年的戴世光毅然抛弃了安稳平静的生活,回到祖国教书育人,并坚持开展最基础的人口普查。

　　抗战胜利后,戴世光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民党希望他出任北平市党部委员,但他拒绝了;1949年,北京解放在即,国民党试图裹挟著名文化人士赴台,其中就有戴世光。他再次拒绝了,毅然决然地留在大陆。

　　戴世光不是中国共产党员,在解放前也并不了解共产党,但是,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坚信: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正是这最为朴素却发自内心的认识,使他毅然留下来等待解放。

　　戴世光身上,凝聚着传统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1908年12月1日,戴世光出生于天津市一个湖北籍知识分子家庭,十四岁时,他进入当时得风气之先的南开中学学习,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他学习努力,大学一毕业就因为成绩优异而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统计方法应用问题”,三年后,他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到美国学习“国情普查统计”专业,先后获得密执安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此后,他到美国国情普查局实习,又渡海到英国伦敦,一边旁听伦敦大学的数理统计学,一边到英国政府人口生命统计局调查研究人口统计资料的整理方法。随后,他又相继游历德、法、印度等国学习。连续多年的域外求学,为戴世光日后在中国统计学领域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戴世光来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清华国情普查研究所开展人口统计研究工作,同时还在经济系教授统计学课程。尽管学习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他始终坚信: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必将胜利,中华民族必将复兴,国家必将步入发展之坦途,届时科学的人口统计将是建设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

　　1938年夏天,戴世光在云南省呈贡县设计了人口普查方案、农业普查和统计方案。他认为,搞人口普查首先要画地图,使得地区间无交叉与遗漏,其次是在地图中标注主要房屋建筑,第三是统计常住人口,“画地图、抓房子、查长住”这几项原则既科学严谨又通俗易懂,为后辈学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直到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人们还记得这三句话。在此后的两年时间内,他亲自组织实施这两项普查和统计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资料,1940年,涉及7万人口的“呈贡人口普查”在戴世光的主持下终告完成。

　　1942年,戴世光又组织实施了环昆明湖的昆明市、县以及晋宁、昆阳等县五十万人口的普查和统计工作,并编写了多种《普查统计报告》。

　　1982年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进行期间,已入晚年的戴世光又一次来到当年在昆明进行普查的同一地点做二次调查,亲自指导当地的人口普查工作。在昆明,他对比分析了呈贡等县区上世纪40年代初和80年代初人口、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主编了《1942-1982年昆明环湖县区人口的变动与发展——一个城乡社区的人口学研究》,被学界誉为“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独树一帜　首倡“节制生育”为基本国策

　　“计划生育”与“基本国策”在我国早已是为人熟知的词语。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先提出这个“基本国策”的是戴世光。

　　说到“计划生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大老校长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但“新人口论”也并非一朝形成,而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借鉴历次学术论争的学者观点,最终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其中,1948年以戴世光《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为中心而开展的讨论,是较为重要的一次。

　　《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发表在当时的《新路》周刊上。该周刊发表的文章向来先提出一个问题,由大家一起讨论。在戴世光的文章后,附有五位著名人口问题学者针对他的观点提出的意见,并由戴世光作出答复。学者们或赞成或反对,一时间引动百家争鸣。

　　2008年戴世光诞辰100周年之时,距《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发表已有60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过30年,减少出生3亿人口,推迟了世界60亿人口的到达日期。此时重温这一旧作,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鲜明的观点“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为国家基本国策,唯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

　　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从19世纪开始就争论不断,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口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关心,讨论也日益深入。可以说,人口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近代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结在一起,不但引起革命人士的关注,更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把精力投入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戴世光发表《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一文,呼吁进行“人口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提出了系统的人口政策。

　　“世界的主人是人”,文章开篇第一句话表明,戴世光是站在人本的高度提出人口政策,是“一种为人类幸福对人口的数量与品质,加以控制约束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人的幸福才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为此,他提出“三管齐下”的方针,即“工业化、社会改革、减少人口”三者并举,并且把人口控制列为第一重要的措施;进而他又率先提出“基本国策”一词,站在战略的高度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口问题关系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政府在制定人口政策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纵观《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全文,戴世光所提出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要有适度配合的观点,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基本吻合;他所主张的节制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要结合国情制定人口政策、节制生育运动重点在农村、国家对节制生育要有一定的强制性并把节制生育与养老问题相结合等等,超越了时代背景下的短期社会革命目标,从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人口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现在看来都颇具远见。

正本清源　重树国内统计科学理论基石

　　1979年,《中国统计》刊发戴世光的论文《积极发展科学统计学为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立即在统计学界产生震动,并由此引起统计学界长达十年的争鸣。

　　回忆起当年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倪加勋说,当时统计学分为两派:一派受前苏联影响,认为统计学是研究实质性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另一派以戴世光为代表,认为统计是一门方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可以用。这一思想在当时遭到了批判,但“戴老不畏强权,坚持真理,这是十分难得的,很值得佩服”。

　　在这篇论文中,戴世光批判了统计学界长期以来受“苏联统计学”的禁锢而忽视作为“通用方法论科学”——数理统计学的状况,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乃是统计科学应用(即数理统计方法在经济、社会、生物、医学等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的理论基础。

　　“国际上只有一门统计学”,基于长期从事统计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践,戴世光在论文中指出,“苏联统计理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还强调了统计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应用的必要性,肯定了现代统计科学(即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和联合国制定的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科学性。这篇论文被认为是冲破了长期以来无人敢涉足的禁区,重新肯定了数理统计的地位,对我国数理统计学乃至整个统计学的发展,对中国探索建立大统计学学科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戴世光的学术眼光是广阔而长远的,他在海外留学期间就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的统计学在国际上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统计学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是美国经济中的社会调查;另一方面是解决现实问题,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劳工调查和贸易调查等。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的结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譬如将统计学与生物、经济等相结合。但在我国,虽然在数学领域与国际水平相差不大,但统计学却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有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如何运用统计学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便进入了戴世光的研究视野之中,他把这一问题归结为统计与数学如何正确对位的问题,并着重研究统计学在人口等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尤其是对经济统计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他看来,统计学不完全等同于数学,搞统计工作一定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但因为统计学涉及生活常识、经济理论、统计知识等多个领域,所以统计学家又不能只关注数学知识,更要心系民生、关注现实,特别是应该注意把统计学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戴世光又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和专业著述,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最初理论基础。特别是1980年《国民收入统计方法论》和《国民收入经济核算理论的发展——综合性生产抑或限制性生产》两篇文章,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3年,85岁高龄的戴世光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应用统计学——控制偶然性,探索必然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解释了统计理论及其应用的原理,为统计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这也是他一生对统计方法的理解、概括和总结。

学界泰斗　传道授业遍植桃李

　　“他的谆谆教导和对我的期望极大地坚定了我献身于统计事业的决心,也引导着我一步一步地前进。”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袁卫是我国首批经济统计学博士,回忆起与恩师戴世光近30年来亦师亦友的情谊,他感慨良多。

　　“1979年我还是一名统计学本科生,就已经知道了戴世光教授在统计学界的崇高地位。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自己的文章寄给戴先生时,仅过了几天就惊喜地收到了回信。”袁卫说,后来戴先生约他暑假到家中面谈,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最后两人因此结缘而成为忘年交,从此一同致力于纠正当时国内对统计学认识的偏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统计学的研究,建立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的统计学派。

　　在人大统计学院,戴世光可谓当之无愧的绝对元老。课如何上,教材如何设定,如何培养实践能力强的统计学人才,是戴世光一直以来深入思索并不懈探讨的课题。

　　他在国内率先提出“统计教育与科研应该与国际接轨”的观点,对我国统计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我国统计专业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赢得广泛赞同。

　　他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数学理念不能与统计理念相混淆,数学式地教授概率统计危害很大,会使“统计味消失殆尽”。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学生,学习统计学是学习思想,而不是无限制地学数学;搞研究的人要把统计的基础打好,我国的统计学才能蓬勃发展。

　　他对博士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制定了详细的培养计划,还常常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要重视基础课。他对学生们说:“我虽然在美国学习过数理统计和经济学,但带博士生还不够格。为了你们打好这些基础,我想了一个办法弥补我自己的不足,就是带你们去拜师。”抛弃“文人相轻”的旧观念,他在76岁高龄时还骑自行车带学生们去探访名师,先后让自己的博士生到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向王寿仁教授学习数理统计,在中国人民大学向高鸿业教授学习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向贺菊煌研究员学习计量经济学。

　　戴世光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调查和分析能力。他要求博士生在校学习期间一定要实地做一次统计调查和研究分析工作,还亲自指导学生设计调查方案。1985年,他带领博士生在北京市房山县城关镇马各庄开展调查,对中国北方一个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统计分析。他当时已经77岁,先后几次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到镇里和村里,不厌其烦地手把手传授调查研究方法,甚至连如何入户访问、怎样抽样、怎样提问等细节都提前想到了。在他的指导下,同学们最终都完成了质量较高的调查报告。

　　从195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直至1999年逝世,戴世光在这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里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即使是“文革”时期学校被迫停办,他也没有放弃统计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戴世光再次回到统计系从事统计学教学工作,培养了众多优秀的统计学人才。

笑对人生　恬静淡然意自悠

　　1938年,由于华北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内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大批著名学者、学生纷纷来到这里继续工作和学业。

　　此时的昆明虽是大后方,同样笼罩着战火的阴云。随着抗战局势愈见严峻,日军加紧对中国后方的侵扰,昆明也频频遭到轰炸,越来越不安全。市民纷纷扶老携幼,到郊区躲避空难,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学者也相继离开昆明城区,疏散到呈贡、蒙自一带。冰心一家也搬到了呈贡的文庙,住在西面一排廊房靠南的一间小平房中。

　　当时,西南联大的国情研究所就设在文庙里,戴世光正在此地主持农业与人口普查工作。为了欢迎冰心,他特意书写了一副大红对联,右联是“半间东倒西歪屋”,左联是“一个千锤百炼人”,贴在大成殿一侧的厢房门上。闲暇之余,他和朋友都爱聚在冰心先生那充满花香的家里,谈抗战,谈故乡,谈贫穷,也谈明天的中国,明天的昆明……

　　回首那段过往,冰心先生曾很有感情地说:“……昆明还有些朋友,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米,一杯白酒,抵掌论天下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的回到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腐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摘自冰心《摆龙门阵》)

　　戴世光就是这中间的一分子。直爽、豁达、乐观,是他始终未变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