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这是他给记者的开场白。

　　“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正是如此身体力行。

　　他把爱国主义当作人生信条，时常放在嘴边。他说：“爱国是第一位，是做人的基础。”他说：“一个哲学家启发一个时代的历史已经过去，以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他就是国学大师任继愈，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小长征”确立哲学救国

　　人民论坛记者：在您的学术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败落的农村发生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我深信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我从此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这是您选择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初衷吗？

　　任继愈：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

　　1934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当时学哲学的人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可谓前途渺茫。当时进哲学系的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我当时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地敲击着我的心，让我感到震撼：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

　　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这么又穷又大的一个国家，每一步的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巨大支持，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包括前线打仗，性命都送上，就是不计代价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凝聚力。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问题值得研究，于是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