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入学的广州中山医学院六年制大学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国家停止了高考，大学不再招生；66届至71届的6届大学生也都没有毕业分配，全部留在学校参加“文革”运动。直到1968年，高校开展“斗、批、改”，实行“复课闹革命”，68届以前的大学生才陆续毕业分配到农村或军垦农场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同时，又不经考试直接“推荐入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推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许是为了有别于那些“新大学生”，我们原来的在校生被称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社会上把我们归为“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

　　进入1969年，我们没有按期毕业分配，而是参加到巡回医疗队，被派到粤北山区的和平县，一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边开展防病治病。1970年，“文革”进入“深化斗批改”阶段，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也越来越多，学校里人满为患；运动初期积极投身“文革”的“旧学校”的学生们，也大都看清了“文革旗手”们的别有用心，厌倦了所谓的革命，成了“逍遥派”。于是，中央决定：对全国众多的65年以前入学的“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包括69、70、71三届同学），一次性全部毕业分配。

　　那时大学已经实行“军管”，学院党委、行政早已经“靠边站”，造反派夺权后新成立的“校革委”缺乏权威，两派群众组织各执一词，意见不统一，分配方案迟迟未定。最后，只得由军代表组织一个什么领导小组，根据中央文件的有关规定原则对学生进行毕业分配。当年给我们宣读的毕业分配方案，落款单位是“广州军区战备疏散办公室”。由于广州毗邻港澳，港澳与内地生活水平差异很大，从广东沿海“逃港”的人和事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当时港澳地区特别是澳门镜湖医院，凭中山医学院老院长柯麟签发的文凭就可以被接受行医，这更加重了中山医学院学生有可能“逃港”的重大嫌疑。为此，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除在每个学生的毕业生档案中塞进了大量带有派性色彩和“极左”观点的不实之词外，还扣留了我们的毕业文凭。

　　记得是我们分配了半年多以后学校才把毕业证书寄到县人民武装部，再通知本人去领取的。塞进我们档案中的“黑材料”，则是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才由后来的学院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函到县委组织部，请予清理寄回学校统一销毁，并函告我所在的单位转告本人。

　　除了扣发我们的毕业证书外，那时学院还派出人员“护送”毕业生到相关省、地报到。当年我们中山医学院分到贵州省的有100多人（全校三届毕业生共有1200多人），分别在都匀、贵阳、遵义火车站下车，再改乘汽车奔赴凯里、兴义、安顺、毕节和铜仁，继续下分到除省会和地区所在地城镇以外的各县。“护送”老师（71届派的是一位军代表，70届派的是一位政治辅导员，而我们69届则无人可派，出发时临时指定由我“代理”）沿途与地方交接，直到将最后几十名到遵义、铜仁的毕业生“护送”到遵义后才算大功告成，随即那二位返回了广州。

　　平心而论，我们这些大学生都是生长在红旗下、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四清运动和“文革”的磨难与洗礼，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在形成，是非曲直大都有基本的正确认识，对党和人民怀有深深的热爱与感激之情。

　　记得那时在广州宣布分配方案时，我听到将被分到红军长征召开遵义会议的革命圣地，心中无比高兴，十分向往。那时的大学生都是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人民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奔赴各地的，心中憧憬着美好明天的许多良好愿景。到达遵义火车站，出站台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大塑像耸立在广场上，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但当我们沿着狭窄破烂的街道走到丁字口遵义大饭店学生报到处，看到沿街一排排向侧面倾斜的木板房和冷清的店铺时，与广州光景迥异的失落感又泛上了心头。

　　到了报到处才发现，已有很多外地大学生先期到达了遵义，有的已经报到，拿到了介绍信；有的还在打听情况，观望着去向；有的人就在楼道上铺开了被褥，席地而坐，高谈阔论。他们大都是省外知名大学的学生，有不少青年才俊。据说是中央处理贵州李再含问题后，省革委向中央请求给贵州支援干部，因此这次分来的外地大学生特别多，负责报到派遣的军代表忙得不可开交，应接不暇。我们等了许多时辰，终于轮到了进屋办手续。我们心想反正是服从组织安排，随你分到哪里，只要同一学校来的三个人分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就行。军代表听到我们的“条件”，觉得还算“态度端正”，二话没说，就给我们开出了到正安县革委会政治部报到的介绍信。

　　到正安后，我们住进了南门老街由城隍庙改建的县招待所。这里几天时间就入住了五六十名待分配的外地大学生，接着又陆续来了一些本省学生，小小招待所挤得水泄不通。作为正安这样的县份，从未有过一年中集中分来那么多大学生，而且这些学生所学专业又五花八门，有的专业当地人更是闻所未闻。一下子安置如此众多的大学生，确实难坏了县革委政治部的办事员们。那时除专业明确在当地有对口单位或相近专业单位的大学生即时得到分配以外，很多人根本无法专业对口，只能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找个单位安置下去了事。记得当时有两名无锡轻工业学院油脂化工专业毕业的，就分到了粮食局下属的城关粮站油库；有个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被分到县农业局的“农业学大寨”点上去名正言顺地“修地球”；还有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潜水艇专业的老兄，实在找不到对口专业，只好分到县水电局参加修水利工程。好在我们学医的和学师范专业的，不愁接收单位，其他专业愿意教书的，有的也分到了学校。我们当时借用一句“最高指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戏改为：“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医生和教师。”中小学校、区卫生院、公社卫生所、县农机厂、农林水系统等，安置了大批省内外大学生。大多数毕业生不求专业对口，只要有个单位，有一个发展自己、施展才能的平台，就急急忙忙地分了下去。我们三个中山医学院毕业生，碰巧在招待所结识了一位正在县里开会的中观区卫生院的院长，据说他是部队军医出身，那儿交通不便、病人很多，医院还有一些手术器械，有很多手术没有医生去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真是喜出望外。3个外地大学生也分不清东南西北，顾不得山高路远，立马找到政治部的领导主动请缨，要求分到中观去。第二天我们就打起背包，步行90多里山路，欢欢喜喜地跑到老百姓最需要医生、最能发挥业务专长、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中观医院，开启了我们的从医生涯，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

　　到中观医院不久，又陆续分来了几名其他医学院校的大中专学生。当年，一所区卫生院就来了3名广州中山医学院和两名贵阳医学院的本科医学毕业生，还有两名贵阳卫校学药剂和学检验的中专生，两名遵义卫校学护理的中专生。我们新设了病房，增加了服务项目，开展了下腹部手术和产科手术，救治了很多危重病人，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戴，后来甚至舍不得我们调离。在贫下中农这里，我们既不是“臭老九”，更不是“处理品”。在广阔的农村，我们与缺医少药斗，与愚昧落后争，在山区人民的哺育下成熟了起来，终于渡过了劫难，用实际行动，否定了“四人帮”对我们的荒谬评价，在边远山区，我们确实是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