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原副主任宗光耀

　　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细节安排背后的较量

　　余玮：您在任职期间应该有许多往事难以忘怀吧？

　　宗光耀：的确，值得记忆的事很多。记得1997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先生的邀请，约我到他办公室一叙。高树维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中英、是香港，而我们是中葡、是澳门。这就是今天我约请宗副社长来，想与你交谈的话题。”

　　余玮：显然，对方找您是有目的性的。

　　宗光耀：是的。高树维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规格要更高，增添喜庆气氛，不请其他外国嘉宾，突出中葡两国。”“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出席仪式，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说，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余玮：那么您是如何回应的？

　　宗光耀：我没立即回答。高树维还说：“澳门的政权交接是中葡两国的事，没必要邀请其他外国嘉宾。届时我们要准备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领导们还未坐进办公室，接待更多的外宾会有困难的。”“我不理解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港督彭定康为什么半夜就离开了香港。香港回归了，中英两国关系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出席特区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职典礼？其实，政权交接仪式和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典礼完全可以在同场举行，这样更加完整，效果也会更好。”

　　我讲：“首先我赞成高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与中方对应。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请的领导人肯定都会接受邀请，乐意来澳门出席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最高规格的了。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说：“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既是中葡两国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如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它是中葡两国达成的协议，然而又送交联合国备案。如果能邀请到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和外国嘉宾出席这一盛会，捧场、祝贺，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现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请多少外国嘉宾，要根据会场的条件而定，邀请名单也要中葡双方共同商定。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时日尚早。”

　　余玮：有关升降旗的事，您是如何回应的呢？

　　宗光耀：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如果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

　　“你能怎样做？”高树维似乎有点惊喜。我说：“把降旗、升旗紧凑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开心地说：“这样好，就是为中国国旗的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时就为你们的五星红旗而鼓掌。”

　　余玮：还谈了其他话题吗？

　　宗光耀：我们谈到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同场还是分开举行。我说，政权交接是两国之间的事，中葡两国领导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联合国的官员出席见证。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和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央与特区的事。会场的布置、主人、嘉宾的名单和座次与交接仪式可能都有不同。分场举行比较顺当，也好操办。

　　余玮：那么，葡国总统和澳督能否留下来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

　　宗光耀：这方面，我坦言这并非是大的原则问题，至少我本人很高兴，很欢迎。到时葡方有什么想法，通过正式渠道提出来，我相信，中方会给予积极考虑的。如果他们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我想他们将以尊贵的嘉宾身份入座，但澳督的头衔恐怕要去掉，只能称呼韦奇立将军或者韦奇立先生。高树维连声说：那是，那是。

　　余玮：最后问题是如何落实的呢？

　　宗光耀：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提出问题。葡方不愿看到降旗时有掌声的场面，对此，我一直记在心里。临近回归的日子，我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强调，要保证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就得将降旗和升旗衔接得很紧凑，以秒计算，而不是以分计算，中间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国国旗时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红旗升起后再鼓掌。

　　与澳督亦近亦远的特别交往

　　余玮：澳门回归的庆祝活动也是由您主抓，您应该做了大量的工作。

　　宗光耀：广大澳门同胞爱国热情很高，对回归祖国的认识一致，我们于是广泛发动当地社团，营造澳门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迎回归的氛围。钱其琛副总理说我们的想法很好，他说，迎回归、庆回归的主角应是当地的广大澳门人，这在1999年迎回归的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在12月21日庆回归大型文艺演出《濠江欢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余玮：《濠江欢歌》这节目的确很丰富，当年影响很大，记得有千人腰鼓队、千人南拳、千人少儿武术、千人荷花舞、千人莲花太极扇等等。

　　宗光耀：是的，在近万名的演出队伍中几乎全部是澳门人或在澳门工作生活的外地人。只有两条飞龙、威风锣鼓队和几位歌手是从内地请来的。

　　余玮：这么大型的节目演出，组织起来不容易。

　　宗光耀：是的。我曾先后与两家葡人社团的负责人接触，动员他们组织排练土风舞参与《濠江欢歌》的演出，结果都被婉言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澳门回归中国，特区政府成立都是大事、好事，在澳门生活的葡国人、土生葡人都很赞同，然而它毕竟是中国人、华人的喜事，政治色彩很强，在这政治敏感的日子里，要组织葡国人跳土风舞参与庆祝活动有难度，首先没有人愿意牵头。

　　余玮：碰了软钉子怎么办？

　　宗光耀：我约会了土生葡人公务员协会负责人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他们听了我的陈述和想法，都表示完全赞同。其中，珊桃丝小姐说：“这是一件大好事，给在澳门的葡人和土生葡人参与和展示的机会。澳门永远是我们的家，土生葡人就是地地道道的澳门人。澳门回归中国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大型庆祝活动，我们土生葡人当然有份，只是我们不便主动。今天副社长想到了，邀请我们参与，是给我们机会。”高天赐先生则说：“《濠江欢歌》的节目里能有土风舞的表演，对提高土生葡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心情和信心很有好处。”

　　余玮：这中间与澳督打过交道吗？

　　宗光耀：一天，我与澳督韦奇立碰面，他说：“宗副社长又给我摊派任务了，要我给土风舞出钱。”我愣了一下：“我哪里敢给总督阁下摊派任务？”韦奇立笑着：“我是和你开玩笑，感谢你才是真的。你知道，我一直放心不下的是，政权交接后，我们回里斯本了，担心大批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会受到歧视，现在我放心多了。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向我报告了你们商谈的情况和有关请求，我马上表示赞同。我对他们俩说：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中方能想到土风舞参加庆祝活动，是难能可贵的。土风舞参加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文艺演出符合葡中友好的大局，也是向外界展示葡萄牙文化的良机。我要他们认真做好这件事，尽早给我拿出一份经费清单，我亲自批转。这件事对鼓舞土生葡人士气很有作用，所以我要感谢你。”

　　余玮：您与澳督交往中还有记忆深刻的事吗？

　　宗光耀：《澳门基本法（草案）》在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我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有关情况，交换意见。听完我介绍基本法草案后，韦奇立说：“《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很重要，是澳门的大事，我一直很关注，每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和这次通过的草案文本，我都仔细看过，对基本法的框架结果表示赞同，并对起草委员们的吃苦耐劳和认真负责的精神表示敬佩。”随即，韦奇立问我：这是不是最后的文本？还有没有修改的余地？我说：起草委员会已经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文本了，不会再作修改，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审议通过，那是人大的权力，我个人估计是会通过的。

　　余玮：他的反应呢？

　　宗光耀：我觉察到韦奇立的脸色变得有点儿严肃。他说：“那我就直言了。葡方一直很关心《澳门基本法》的起草，也提出过一些意见或建议，有的还被采纳了。今天，副社长先生能向我介绍情况，是对葡方，对我本人的重视和尊重，我很感谢。如果基本法文稿还能修改的话，我想序言写得不好。第一句话说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而紧接着的第二句就说葡萄牙占领了澳门。‘占领’两个字，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今天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着眼未来，向前看。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都会离开澳门返回里斯本，而大批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打击报复。他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把‘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句删除，序言就很完美了。”

　　余玮：您是如何解释的呢？

　　宗光耀：我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虽然很短，只有345个字，但内容却很丰富。我强调：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这是历史事实，无须争辩。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而没有用“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字眼。我说，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

　　余玮：澳督的反应呢？

　　宗光耀：他频频点头，便止住了这个话题。不过，他又提了第二个意见，说基本法没有明确未来澳门不设死刑，这是倒退，将会引起社会的议论、人心的不安。我作了回应：“关于设死刑或不设死刑的问题，在草委会上多次讨论过，大家认为死刑是一种刑罚概念，有没有死刑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属于刑事立法的范围，应由特别行政区自行决定，并将决定反映在刑法典中。如果刑法典没有规定死刑这种刑罚，那就自然废除了死刑。总之，1999年后，澳门有没有死刑，这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事务，要由特别行政区的刑法典来作决定，中央不会干预。”韦奇立一听，脸上露出了笑容。

　　少为人知的“红花配绿叶”佳话

　　余玮：征集澳门区旗、区徽的细节，您应该清楚吧？

　　宗光耀：筹委会副主任钱伟长找我，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理由是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澳门以和平的方式回归，它又是和平美好的象征。我给姬鹏飞汇报后，姬鹏飞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什么别的颜色。他的想法和意见我都明白了。这件事还有时间，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随后，姬鹏飞自言自语一句：“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钱伟长的建议获得了委员们的赞成，大家投票通过了区旗、区徽方案。

　　余玮：政权交接仪式方面可能您见证了不少一般人难以看到的历史？

　　宗光耀：1999年12月17日，我接到内部的紧急指示，要我与澳葡政府有关方面商量，务必在20日天亮前把葡国国旗取下，换上特区区旗。为此，我紧急约见一位政务司，他建议我直接与澳门市政厅主席麦健智商讨解决。我随即到市政厅会见麦健智，麦健智回应说：“我很赞同中方的想法和建议，只是工作量很大，时间太紧。而且我只能负责澳门半岛的事，从机场到大桥，包括整条大桥的装饰任务是由海岛市政厅负责，须同马家杰主席商谈。不管怎样，澳门半岛的事我负责处理好。”于是，商定换旗的最佳时段是凌晨4至5点，因为这段时间记者们忙于发稿工作，人们都抓紧时间睡觉，街上行人稀、车辆少，工作方便，也不会引起围观、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