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美国密执安大学校友会来函，通知一位中国女性荣膺“和平与智慧女神奖”，并邀请她去美国领奖。“和平与智慧女神奖”是密执安大学授予那些终生致力于其专业并有杰出成就、对社会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为母校取得了重大荣誉的女毕业生。4月27日，这位中国女性参加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她从密执安大学校长史密斯手中接过象征智慧与和平的银质奖章。史密斯在致词中赞扬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进步的女政治家”，而她也用流畅的英语作了答词。她说：“这不仅是美国人民给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给予我的祖国、我国人民，特别是我们中国妇女的荣誉。”这位杰出的中国女性就是吴贻芳博士，她是中国第一代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在年仅35岁之时就担任赫赫有名的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校长。她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并连续执掌该校长达23年；她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45年，她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并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金陵女子大学走出的英才

　　吴贻芳(1893-1985)，江苏泰兴人，1893年1月26日出生于湖北武昌，家中排行老三。吴贻芳的父亲吴守训出生书香世家，自己也是一个秀才；母亲朱诗阁是一位大家闺秀。吴贻芳的二姨和她母亲的关系特别好，她二姨的丈夫是杭州名士陈叔通。陈叔通思想开放，知识渊博，为人敦厚，十分关心吴贻芳一家，对吴贻芳的成长有巨大的影响。

　　1904年，吴贻芳与姐姐贻芬一起到母亲的家乡杭州的弘道女子学堂接受启蒙教育，1906年底二人又在姨父的支持下考入上海启明女子学校，一年以后，又考入苏州十分著名的景海女子学校。吴贻芳的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但就在这时，悲剧一个接一个地向这个少女袭来。1909年，吴守训在湖北牙厘局任财务科长期间，因一笔公款成为其上司的替罪羊而倾家荡产，被迫投江自尽。1912年，吴贻芳在清华学校读书的唯一的哥哥因经济困难而辍学，内向的他在回到上海以后，因找不到工作，借黄浦江的滔滔江水埋葬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吴贻芳久病在床的母亲终于禁受不了这种沉重的打击，把家人托付给陈叔通夫妇后撒手人寰。就在为母亲守灵的那个夜晚，姐姐贻芬悬梁自尽，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一个月之内，吴贻芳失去了哥哥、母亲、姐姐，身边只剩下9岁的妹妹和年过70的祖母，这时，她还不到20岁。面对异乎寻常的人生打击，吴贻芳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开始变得精神恍惚。帮助吴家料理丧事的陈叔通及时发现了危险的苗头，他严肃地告诉吴贻芳“自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鼓励她“应该勇敢地把责任承担起来”，“要坚强起来，要振作起来，担起这个家，这是你应尽的责任！”姨父的话，给年轻的吴贻芳注入了生活的勇气。而仁厚的陈叔通也毅然把吴贻芳一家三口接到自己家中。

　　1914年，陈叔通到北京任职，吴贻芳也迁居北京。在姨父的推荐下，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该校的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1916年2月，吴贻芳经推荐作为特别插班生开始了她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习生涯，她很快以全优的成绩转为正式学生。在校期间，吴贻芳在好友徐亦蓁的引导下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她积极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金陵女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成立时，表现活跃的吴贻芳当选会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贻芳带领同学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初步显示了她的领导才华和爱国激情。

　　1919年吴贻芳和好友徐亦蓁及其他3位同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代获得女子大学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1921年冬，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京女高师来参观并讲演，由吴贻芳担任翻译，吴贻芳流利的口语引起了她的惊奇，于是她特推荐吴贻芳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2年5月，吴贻芳获巴勃尔奖学金,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攻读生物学学位。入校半年后，她就被推举为北美基督教学生会会长。1925年，又被推举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这年6月,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当时,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吴贻芳在紧张的学习中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对日本和英国的帝国主义残暴行径痛恨异常，迫切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不受外侮。1926年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应邀来演讲，听讲的师生有四千多人。演讲中，这个总理傲慢无礼地声称：“中国不能算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邻近的亚洲国家应当就近移民到中国去，改造中国。”这种不负责任的帝国主义言论，使得在场的中国留学生为之哗然,群情激愤。吴贻芳更是气愤异常,她说：“这是对中国人的诬蔑！”她当夜便写了一篇批驳文章,刊登在了《密执安日报》上,该文义正词严，不仅激起了中国同学的爱国热情,而且美国同学和其他外国留学生见了她，都跷起大拇指表示赞许。

　　吴贻芳不幸的身世锻炼了她勤奋的精神宽容的心境；在民族危艰时期，在国内和国外担任学生领袖的经历则进一步培养了她的组织能力，也培养了她的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他人与社会服务的精神。这样的人生阅历决定了她为了国家和民族，一定会不避艰难，接受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重担。

游子归故园

　　教会女子大学是外国基督教在华成立的女子高等学校。其创办的动机是为了适应基督教女子中学之学生继续深造的需要，而深层目标是培养基督教徒，改造中国。1911-1912年，教会人士在上海举行一系列会议，计划筹组一所女子联合学院，其结果是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下文简称金女大)的成立，首任校长是美国传教士德本康夫人。在创立之初，学校即标明其办学宗旨是“为伸展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的缘故，及为着教育的延伸，学校必须提供领袖训练，教育基督徒妇女，以装备她们为基督服务，并发展妇女高等教育。”因此，学校选定“厚生”作为校训，该校训来源于《圣经》的一句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金女大由于这样一个办学宗旨，决定了它正如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所讲：“她们第一次在中国办女子大学，竭力想把这个学校办得符合大学要求和教会的宗旨。她们所能做的就是按照英美大学的标准办学……”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这样的高起点必定会影响后来的管理者。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北伐，中国人民收回教育权的运动随着北伐的胜利而向前推进。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明确指出“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私立学校”。根据《规程》的规定，“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私立学校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如有特别情形者，得另聘外国人为顾问 ”，“私立学校一律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亦不得在课内做宗教宣传”，《规程》还规定私立学校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董事长或董事会主席。总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督导下，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的速度大大加快，到1930年底，初步打破了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中“独立王国”的局面。

　　金女大也不得不在这个时代的大潮中顺应变革。1927年5月，金女大校董会和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德本康夫人及外籍教员提出辞职，并得到同意。最后，如国民政府《私立学校规程》要求，学校成立了新董事会和执委会，金女大的杰出校友、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徐亦蓁同时担任两会的主席。新董事会的首要任务是为金女大选出一位能担当重任的中国籍的新校长。

　　吴贻芳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金女大董事会的视野。徐亦蓁是吴贻芳的密友，深知后者的性格、人品及学识、能力，她向董事会推荐吴贻芳出任这一职务。和吴贻芳竞争的另一人选是前校长德本康夫人推荐的郝映青女士。当时，这两人都还在美国攻读学位，没有毕业。这时，另一位任教于金女大的生物学教授美国人黎富思也鼎力推荐曾是其得意门生的吴贻芳。金女大董事会一时难以决定，后来因为吴贻芳可先毕业获得博士学位，遂定吴贻芳出任金女大新校长。据说，当这一决定宣布时，黎富思博士喜极而泣，并因此而错过回美国办理遗产的时间而损失了25万美元，但这位美国人并没有半点后悔，可见她对吴贻芳的期许和信任之殷。

　　当金女大董事会通过聘请吴贻芳担任校长的决议时，吴贻芳正在美国进入博士论文写作期，金女大是通过它设在纽约的托事部向她转交这一信函的。吴贻芳收到信函时非常感激，她愿意回母校以她所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但没有做好做校长的准备。于是，她回函表示，她自己与母校有存亡关系，倘若母校需要，她愿意放弃学位回去帮助，但校长一席不敢接受。收到回信的金女大由是更认定她们挑到了正确的人选，于是立即发出聘书，并告诉吴贻芳不必急着回国，可先往纽约接洽事宜，参观考察美国女子大学，作为以后办学之参考，待完成博士学位后再履任，期间的事务继续由前校长德本康夫人负责。

　　1928年，吴贻芳完成了博士学业，得到了密执安大学校长颁发的生物学博士学位证书；同时，按金女大的要求完成对美国女子大学的考察，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于是她给金女大发出了“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的电报，随即回国履任。这一年，吴贻芳刚刚35岁，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且一当便是23年。

　　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卓越领路人

　　对高等教育的领导者而言，首要的问题是要深刻把握办学的宗旨。吴贻芳对金女大的“厚生”的办学宗旨十分认同，但她做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解读，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一个卓越的高校管理者的素质。根据金女大办学的宗旨，很大的一个目标是培养基督徒，服务于中国的基督教化。这一办学方向显然不合中国当时根本的社会需求，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同时，由于金女大其资金完全依靠国外的教会，如果完全不考虑教会的立场，则金女大的运转将停止。因此，吴贻芳如何协调这个矛盾，并把它熔铸到“厚生”的宗旨上，将直接关系着金女大办学的成败。

　　吴贻芳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她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立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这一看法一方面反映了她看重基督教所传达的积极的人格价值——基督以献身自我服务众生的精神，尊重了教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也不和中国当时的救国氛围相冲突。实际上，吴贻芳依照这种理解，成功地调整了金女大的办学宗旨：即淡化宗教目的，而与非教会大学一样，注重学问与道德，养成服务社会的本领。她在就职演讲词中就说：“金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项工作。……学校于国学科学同时并重，既培养了中国学者的思想，又能得到科学家的方法，然后到社会上去，才能应各种的新需要，运用自己所学，贡献给各种工作。”

　　明确了办学的宗旨，吴贻芳就开始实施她的教育抱负，展示了过人的教育家风范。她认为人格教育对培养学生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能奉献自己、服务社会的人必先具备健全的人格，而要做到这点，必须从小事注意起。因此，她提出“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人生有良好的发展。”而“要使学生能够人格完全与否，全在教职员方面平时所与以耳濡目染的模范之良否。”也就是说，教师以身作则对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来说是第一重要的。揆诸人类教育史，这可谓是至理名训。

　　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因此，她的人格教育特别注重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她常对学生讲：“我们办学的宗旨，是要把大家培养成具有高尚理想，不图个人私利，掌握一定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与同学相互合作，对社会有精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的人。”她要求大家要有使命感，以“拿炭烧口”的精神投身实践，当国家民族需要之时，要有“我在这里，来差遣我”的态度。吴贻芳这样理解人格教育，并把她实践到金女大的教育实践中，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女子角色在传统中国的解放。

　　由于金女大的教育对象是女学生这个群体，吴贻芳不得不在具体的管理上为金女大的独立和安全费尽心血。吴贻芳接手金女大的第一件工作是要完成学校的注册，这是直接考验她调节教会要求与国民政府要求之间矛盾的一项任务。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私立学校规程》的要求，双方的主要矛盾是在对待宗教课程及活动的问题上，吴贻芳通过艰苦的说服工作，最终，政府同意金女大把宗教课程列为选修课；而对教会要求的办学宗旨，则采取了模糊表达的方式。教育部核准的金女大办学宗旨的原文为：“校董事会在南京设立这所女子高等学院，旨在按最高的教育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及公民的崇高理想，培养高尚的人格，以期符合创办人的宗旨。”1930年12月，金女大完成注册，因为所设科系只有文理两学院，不满足教育部设定的大学至少必须有三个学院的要求，金女大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除此以外，由于那个岁月兵荒马乱，金女大的安全很成问题。吴贻芳非常恰当地利用她独特的身份，在1934年6月的毕业典礼上，居然邀请到当时国家最高领袖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莅临金女大典礼现场，而且是现身于师生行列，并发表了支持金女大办学方针的讲演。这大大提高了金女大的地位，也极大地加强了学校的安全。

　　当时国民政府加强对高校的控制，但吴贻芳坚决抵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而是根据她的办学宗旨，并没有对学生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爱国活动加以限制。最著名的事例是1948年秋季，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展开了对学生的大搜捕。一天夜晚，吴贻芳听说自己有学生被列上了黑名单，连夜赶去面见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严正地说道，我以吴贻芳担保，金女大没有你们逮捕的人。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就这样，尽管当时学校里有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在活动，但金女大没有一名学生被抓走。

　　为了争取外国教会对金女大的资金支持，吴贻芳本人积极参与教会工作。她在1935-1947年间担任中国基督教会全国协进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她作为积极的基督教会活动家，并不只是谋求自身的感情寄托，而是利用基督教义为现实服务。由于她的这种身份和坚持，吴贻芳和国外教会以及学校内的信徒都维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为金女大发展为当时中国最出色也是规模最大的女子大学奠定了基础。

　　除了要协调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吴贻芳还要处理和兄弟院校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是与同为教会大学、邻近的金陵大学的关系。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教会大学往往自成系统又相互关系密切。金陵大学与金女大同为美国基督教会创立的教会大学，办学宗旨相近，两校距离约为步行10来分钟的路程。吴贻芳充分利用这一资源，鼓励两校合作办学。这两所高校教员互请，学生可以跨校选课，成绩相互承认，有时两校还共同举办宗教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金陵大学规模较大，而且男女生合招，因此一直有合并金女大的意向。而且，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也有意促成两校的合并。但是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计划委员会和吴贻芳本人倾向于不合并，因为他们认识到，男女合校固然可以给予女子教育以机会，提供相应的师资训练和适合女子入读的课程，但独立的女校具备综合学校没有的优势：一是师生关系。女校的教师和学生能有更亲近的关系，能直接培养女生的实践能力；二是男女地位问题。由于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旦女校并入男性为主的学校，无论是女教师还是女学生一定会处于从属地位，不利于女性教师，也不利于女生的培养。

　　当时，学校里有些学生和金陵大学的学生谈恋爱，一天早晨，吴贻芳散步时发现窗下有一把椅子，原来是一个恋爱晚归的学生被关在外面，只好爬窗户进了宿舍。吴贻芳很担心学生的安全，于是就把宿舍楼下的会客室划出一部分装饰一下，隔成许多半封闭的小间，里面设一些桌子和椅子，供恋人们聊天。在晚上九点之前，女同学可以带男朋友在里面交谈，只要求他们把谈话时吃的糖纸瓜壳，在临走时用纸包走。因为有了固定的约会地点，学生们开始把恋爱戏称“Local”，谁的男朋友来访，就纷纷打趣：“你的‘Local’来了！”

　　在她的领导下，金女大虽然只有文、理两个学院，但办学十分注重考虑女生的特点，侧重发展特色科系，比如金女大的社会学系和家政系就是当时在全国领先的科系。对于其社会学系的成就，有学者评论认为“为我国打开了一条传播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的通道，成为移植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于我国的重要场所，在普及和发展社会学及社会工作，促进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社会工作的转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其特定的内容，而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中国农村。至于抗战期间，为战时后方所开展的社会服务工作，更是……体现了为时代、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特点。”至于其家政系，则侧重营养学研究和婴幼儿教育，这项工作可以说填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空白。

　　在学生日常的学习管理上，吴贻芳也匠心独运。金女大采用主辅修制，吴贻芳曾说，在金女大，“学生可以选一个主修系，一个辅修系”。这一制度大大扩展了学生的知识素养和专业眼界。该制度一直持续到1939年，按当时教育部的要求才取消辅修系。金女大有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对学生注册、休学、缺席、旷课、作息和毕业等诸多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课程学习则实行积点制、学分制和弹性学制。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积点制和学分制并用的学生考核制度，学生除了学分和考试合格以外，积点也必须达标，否则不能毕业。所谓积点，指的是学生修习某门课程，根据学分和考试成绩的高低记点，但及格并不能获得点数。这一制度能有效地杜绝学生“60分万岁”的投机心理。吴贻芳还设法延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吸引了南京地区不少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金女大的课程。

　　吴贻芳领导下的金女大管理极其严格但充满温情。在金女大，吴贻芳定下严格的校规，不收已婚学生，在校学生结婚，就是自动离校。一次，一个女生和一名爱国军人感情很深，两个人决定偷偷结婚。吴贻芳知道后，就带上她最喜欢的一枚胸针，到这个学生家里去，一方面表示祝贺，一方面委婉地告诉她，你就不要到学校来了。后来这名女生的丈夫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她向吴校长表达了重新回到金女大的愿望。校长接受了她的请求，并向全体员工宣布，因为她是烈士的妻子，我破一回例，让她继续学习，她的子女也由学校养活。1925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当时已经35岁了，在上海有两个孩子，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她带着儿女，来到南京，给吴贻芳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自己的家庭和婚姻情况，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吴贻芳被她的执著感动了，也破例录取了她。

　　在金女大，学校规定，所有考试均不设监考老师，把考卷发给学生，老师就可离去。几十年下来，全校没有一个人作弊。而无论什么课程，无论课内课外，无论中国老师，还是外籍老师，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不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能够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也因此受到国外著名大学的青睐。金陵女大的学士学位得到了英、美等国各著名大学的认可。到国外一些著名大学深造,只要持有吴贻芳签发的金陵女大毕业证书，就可免试入读研究生。在1952年金女大并入南京师范大学以前，这所学校一共培养出999名毕业生，活跃在教育、医疗、科研等领域，人们把她们称为“999朵玫瑰”。

　　由于杰出的工作业绩，吴贻芳本人在执掌金女大的23年中，也成了该校的精神支柱。1944年该校校刊曾在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吴贻芳校长因阑尾炎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后，又在同样的位置刊登了吴贻芳校长已经恢复健康的消息，让同学们把心放宽。这种人格魅力还远远超出了金女大的校园以外，女作家冰心在吴贻芳去世后，以“一代崇高女性”为题著文纪念，深情地说：“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和平与爱国的天使

　　吴贻芳以其杰出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敬，她也成为那个时代享誉世界的中国杰出女性的重要代表。

　　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7月6日，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吴贻芳与中共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一道，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会议选出蒋介石、吴贻芳等5人组成主席团。此后，吴贻芳连续当选为第三届和第四届国民参政会5人主席团的成员。她的组织才干和社会活动能力, 得到社会各界的公认。1943年3月，吴贻芳组织“中国六教授团”，赴美宣传抗日，争取美国朝野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使美国各阶层人士看到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坚定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称颂吴贻芳是“智慧女神”。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吴贻芳作为我国无党派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中共代表董必武等出席大会。25日，大会隆重开幕。轮到中国代表发言时，吴贻芳站了起来，她庄严地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她从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讲起，讲到了维护世界和平和重要性，代表们被她的精彩讲演所吸引，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此事在美国引起广泛注意，吴贻芳被邀请至各妇女团体大会发表演讲。会议期间，旧金山米尔斯学院在其第八十八届毕业典礼上，授予吴贻芳哲学博士学位。吴贻芳等代表中国在大会制定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她是世界上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唯一女性。

　　虽然政治影响日大，但吴贻芳并不贪恋政治的光环，她曾两次拒绝国民政府邀请她当教育部长的请求。她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尽管和蒋介石夫妇关系很好，但她最终选择了留在新中国。吴贻芳在新中国长期担任一系列行政职务，但最关心的还是教育问题。她终生未婚，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1985年11月10日上午8时30分，吴贻芳用她的一双小脚走完了自己92年的智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