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刘源无家可归，父母被分别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赶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1968年12月24日清晨，刘源夹杂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刘源记得，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家长们，有人痛哭流涕，有人兴高采烈。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为他送行。刘源一头扎进拥挤的车厢里躲了起来，不敢见，也不想见妹妹。哭成泪人儿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寻找着，一个个窗口查看着，呼喊着。

　　火车启动了，刘源才挤到车门口，隔着玻璃门与妹妹瞬间相视，只听妹妹喊了一声“源儿哥！”就一晃而过。刘源回忆说：“当时，我胸中既没那种响应号召的狂热，也没对走进充满艰难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惧……”

　　刘源等27位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山阴县白坊村插队。不久，中共“九大”召开，正式确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肯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从此，刘源就开始承受新一轮的“革命行动”。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劳累了一整天，晚上在被安排单独住的一间破草房里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淳朴的农民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参加批判这个刘少奇的“黑崽子”，但暗地里，他们并不歧视他，相反给他以保护，给他以珍贵的温情。人间自有真情在。在山西农村，刘源更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朴素真诚、博大慈爱的胸怀，“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开始融化”。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全身黄疸的刘源“病退”离开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几乎全村的人都出来为他送行。许多老人、大嫂和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刘源也泣不成声。他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回到北京后，刘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机厂当学徒工。刚进厂不久，又适逢“四五”天安门事件，刘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对象。工人们心照不宣地把他保护起来，他的师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为他担保：“我白天黑夜和刘源在一起，他没有问题！”工人们热情地教他生产技术和工艺管理，传授各种知识规程，还经常拉他到家里撮一顿。拉拉家常，发发牢骚，彼此的信任与融洽再次温暖了他的心。

　　1977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很快，北京起重机厂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于是决定报考。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

　　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更不幸的，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就事论事反映问题。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1978年的中国，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就将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的一头乌发已经失去光泽，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婉拒了。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