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江青为了报仇出气，诬蔑我母亲是“寡妇集团”的团长，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严加制止。江青又诬陷我是特务，我和爱人身陷囹圄5年之久，幼小的儿女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1953年，我22岁，与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战地记者、我在边区联中的同学白世藻结为伴侣。我们结婚时，朱德、彭德怀和聂荣臻伯伯分别送给我一条软缎被面；叶剑英伯伯送给我一条毛巾被和一块英格手表；李富春伯伯和蔡畅妈妈送给我一块精致的坤表。48年过去了，几条被面被洗得没了颜色，毛巾被上补丁摞补丁，手表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这些最珍贵的纪念物我始终精心地收藏着。它们寄托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老战友任弼时的怀念，也寄托着他们对任弼时后人的关爱。

　　爱人回国后，在解放军画报社任摄影记者，收录了大量反映将帅风采和部队作战训练的珍贵镜头。我在国家轻工部任部长秘书。1954年11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1957年5月，我们又有了一个儿子。我们这4口之家只有一间8平米的小屋，生活清贫，也曾遇到风雨，但恩恩爱爱，其乐融融。

　　建国10周年，军事博物馆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矗立在北京西郊。白世藻参加了军博的筹建工作。在工作中，他刻苦自学中文和古汉语，成为一名出色的文字记者。1962年，我也调入军事博物馆，当了一名资料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曾经在王家湾同住一孔窑洞、主动为我题词的江青成了“文革”旗手。她对故去16年的任弼时仍旧怀恨在心。在延安，父亲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人称党中央的“大管家”。他对江青搞特殊化的缺点，曾进行过多次批评和抵制。

　　一年夏天，江青想在窑洞前搭个凉棚，要求我父亲批给她几匹白布。父亲当场拒绝了她。江青又来找我母亲，求她说情。母亲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不兴枕头风。”又把江青顶了回去。

　　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父亲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同志都是穿着粗布棉衣过冬。江青耐不住艰苦，来找我父亲，说是要买宁夏九道弯儿的滩羊皮做皮袄。父亲严厉地说：“党的经费很紧张，我们的战士现在连棉衣都没穿上，我不能随便批这笔钱!更何况，去宁夏要经过敌人几道封锁线，难道能让战士们冒生命危险去买这几张滩羊皮吗?!”江青没趣儿地走了。几天后，她又来到父亲的窑洞，一进门便把一袋银元撒在地上，骄横地说：“我别的没有，只有银元!”父亲毫不迁就，嗤之以鼻!

　　“文革”中，江青为了报仇出气，居然诬蔑我母亲是“寡妇集团”的团长，还指使人抄了母亲的家。江青的行为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严加制止后，她仍不死心，处心积虑，伺机报复。

　　1967年，为庆祝建军40周年，军事博物馆举办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型图片展览。林彪一伙为了篡党夺权，不惜篡改历史，强令把有关朱德等老帅的重要图片摘掉，甚至对一些图片进行了换头术。白世藻和军博的同志们尊重历史，对这种卑劣做法进行了抵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到军博审查展览时，大动肝火，要求“不折不扣”、“原地原样”地恢复展览。有人乘机落井下石，暗中写小字报揭发白世藻，说他诬蔑江青是特务。1968年3月21日，“杨余傅事件”的当天，林彪、江青一伙趁机将白世藻逮捕。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更是大打出手，火上浇油地说：“任远志是特务!”霎时间，天安门广场、军博周围、驻京军事单位的外墙上刷满了“打倒任远志!”“揪出大特务任远志!”之类的大标语，有的标语甚至一人多高。4月12日深夜，一伙人翻墙入室，闯进我的家，把我带走了。情急之中，我发现地上有一枚小小的气密嘴，趁人不注意，我把它塞在鞋腰里。

　　在狱中，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窗户被钉得严严实实的牢房里。小小的气密嘴成了我手中惟一的战斗武器。我用它在墙上写满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标语。每天晚饭后，我便在门后墙角画上一道，用密密麻麻的“正”字，记录下被监禁的天数。

　　我和丈夫被监禁时，女儿只有13岁，儿子才上二年级。每当端起饭碗，我就想孩子，两个孩子在流浪，作为母亲怎么能咽得下这口饭呢?专案组的人很想让我死，有意让我打扫装有敌敌畏等有毒物品的仓库，以为我实在经受不住就会服毒自杀。因为他们整了我半天，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我自杀，也落得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在身陷囹圄的5年中，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军人，是任弼时的女儿，无论如何我要坚强地活下去!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要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