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父亲结束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返回上海，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任俄文教授。早在

　　1926年3月，党组织决定接母亲来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从小营养不良，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母亲的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一点也没长高。一身俭朴的女工装束，一双缠过足的小脚，依伴在西装革履的丈夫身边，走在上海的大马路上，她总是低着头，生怕看到一双双嘲笑的眼睛。

　　新婚之际，母亲直率地问父亲：“你是一个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又是留学苏俄的‘洋学生’，怎么会遵从父母之命坚持封建的婚约呢?”父亲坦诚地对母亲说：“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父亲的脸上透着刚毅，浓眉下明亮的双目射出光芒。他的坚定感染着母亲。从此，母亲开始了新的人生，跟随父亲踏上了艰辛、漫长的革命征程。

　　如果说父亲最初接受这个婚姻是源于对爷爷的孝心，那么发展这桩婚姻的基础却是父亲的真诚和母亲的执著。

　　在父母为共同理想忘我奋斗的艰难行进中，一个个可爱的小生命先后诞生了。母亲一共生了9个子女，却有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

　　1928年10月，父亲奉党中央之命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南陵县被捕。为了营救父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从上海紧急赶往长沙。她怀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列拉煤的货车。天冷风大，煤渣、煤块疯狂地向她们飞来。小姐姐因受风寒患了肺炎，不久便夭折了。她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心痛地说：“她是为营救我，为革命献身的呀!”

　　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去中央苏区工作，娇小瘦弱的母亲已怀胎十月，父亲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她)远志吧!希望他(她)有远大的志向。”父亲离开上海7天后，我便出生了。由于叛徒的告密，我才出生百日，就和母亲一起被敌人抓进监狱。勇敢机智的母亲装成什么都听不懂的农村妇女。每次敌人审讯，她都不动声色地使劲儿掐我的腿，痛得我大哭起来，吵得敌人不得安宁，草草结束审问。由于党组织的极力营救，一年后，我们母女终于平安出狱。父亲听说我在狱中的表现后，高兴地夸奖我：“孩子也参加了和敌人的斗争呀!”

　　母亲出狱不久，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她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母亲当机立断把我送回湖南老家，托付给年迈的老奶奶照管。

　　1933年，父亲被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母亲跟随父亲开始了戎马生涯。第二年8月，父亲奉命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把不满半岁的弟弟“湘赣”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从此，再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母亲又生下一个女孩。父亲为她取名“远征”。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到处是泥潭和沼泽。母亲和红军战士一样，只能用草根充饥。妹妹生下后，母亲没有一滴奶。望着嗷嗷待哺的女儿，母亲落泪了。正在万般无奈之中，朱德总司令端来一盆冒着热气的鲜鱼汤。为了长征队伍中这个幼小的生命得以存活，朱总司令亲自找水塘为她钓鱼。这种真挚的革命情谊使母亲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行军中，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父亲坚持自己背孩子。父亲身边的红军战士们也都抢着背孩子。远征成了红二方面军的女儿。

　　我6岁那年，母亲把刚满一岁的远征妹妹也送回老家。一年后，奶奶不幸病逝。我和妹妹成了孤儿。原来照顾奶奶生活的好心的王婆婆留下来照料我们姐妹。年复一年，我们过着清苦的乡村生活。

　　与3个姐姐的童年经历相比，弟弟远远是最幸运的。1940年12月19日，弟弟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从小生活在父母身边，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父亲像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教他识字，为他写字帖：“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弟弟每天写一篇大字，父亲工作再忙，也要为他划圈打分。党中央进京途中，经过五台山，父亲心疼儿子，把马让给儿子骑，自己却顶着风雪揪住马尾巴一步一滑吃力地行进。

　　父亲爱每一个孩子，他对我们的感情，既是亲子之爱，又是从他的革命职业中产生的。也许因为前面3个男孩的不幸，母亲则对远远格外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