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前后休整了12天。时至1月中旬，敌情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必须采取新的对策。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系“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在红军的右后侧跟追，直扑贵阳，而后出清镇北上。湘军刘建绪部共4个师进至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川鄂边徐源泉部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联防，防堵中央红军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四川军阀刘湘，派川军进入川黔边界，阻止红军北上。蒋介石又命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封锁横江。桂军廖磊部计3个师，也进抵黔南的独山、都匀。黔军犹国材、柏辉章等部北渡乌江，直逼遵义。总之，蒋介石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局势相当严重，中央红军要在长江与乌江之间、回旋余地不大的黔北地区打破敌人的围剿、站稳脚跟、建立新的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
　　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4]另外，这个渡江作战计划，也预见到在长江沿岸为川敌所阻，万一不能渡江时，则实施另一方案，即“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今宜宾）上游渡江。”[5]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已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6]并指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当时党中央的意图是，争取在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入川时，在川西北地区转入反攻，三路红军协同作战，首先击破川敌，争取“四川赤化”。

　　四、从就地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到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此时也预料到了红军可能渡江北上，于是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
　　由于刘湘深恐中央红军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全川，因而倾全力阻击中央红军，采取了所谓“北守南攻”的两面作战方案。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刘湘调集川军12个旅计36个团的兵力分段封锁长江，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长江沿岸，实际上已被川军严密封锁。当红军由黔北进入川南时，各路敌军也同时向川南奔集。
　　此时，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果渡江不能得手，中央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摆脱敌人，待机破敌，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因此，红军各部乃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7]
　　为此，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界地区，并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机动作战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由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运用了高度巧妙的军事指挥艺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调出了滇军，从而造成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使红军从金沙江上游渡江成为可能。
　　4月29日，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边急进，并于5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然后从会理北上，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