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秋原诞辰100周年。虽然现在许多人已经不知道胡秋原何许人也，但是，对中国现当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他是我国现当代史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而且，他还曾经是现代史上最著名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

　　胡秋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1929年赴日本求学开始的。在日本，他除了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普列汉诺夫著作的研读上。1930年12月初，胡秋原在日本见到来访的王礼锡，两人商讨了创办《读书杂志》的事情，决定将“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寻求中国社会前途”作为杂志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二年，胡秋原自日本回国，立即成为知识界非常耀眼的一颗明星。回国后，胡秋原做的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发表文章批评钱杏邨及左翼文学，提倡“自由文学”。平心而论，胡秋原对左翼文学的批评确有偏激甚至错误之处，不过，他的文艺思想，却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最能代表他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作品，是1931年2月20日完成于日本早稻田的《文艺史之方法论：欧洲文艺思潮史绪论》一文。1932年，又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唯物史观艺术论》一书。在这些论著中，他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专列“唯物史观”、“社会学底方法论”等章节，明确指出：“能探着历史变动之中心动力，对于社会形态及精神文化形态之发生变迁作完全之解释者，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历史方法：唯物史观或社会学底方法了。至少，在今日，我们没有什么怀疑这科学方法的根据。”

　　胡秋原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参加社会史大论战。而他参加论战的理论基础，依然是唯物史观——尽管在他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总是遮掩这一点。当时，胡秋原发表了《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等著名论文，风头甚健，与王礼锡一起，成为所谓《读书杂志》派的最著名的代表，而《读书杂志》也被他们经营成为社会史大论战当中最重要的学术舞台。胡秋原对中国历史的整体看法，是认为殷以前是原始社会时代，殷是氏族社会时代，周及春秋战国是封建社会时代，秦至清末是专制主义社会时代，鸦片战争之后则是专制主义半殖民地化时代。很明显，在这个序列中完全没有奴隶制社会的位置。但是，他划分社会形态的依据，毕竟是唯物史观。

　　对于胡秋原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三种人”的出路》中作过非常贴切的评价。他说，胡秋原“是一个绝对的非功利论者”，是抱着普列汉诺夫主义“从一而终”的人，“是一个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学院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同于“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胡秋原这种“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是“老喜欢从最遥远、最难解决的问题说起”，“分析到终极，是既不懂列宁主义，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同时，胡秋原也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苏汶这些话，不仅非常恰当地反映了胡秋原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点，而且，终胡氏一生，其治学特点都可以用这段话来概括。

　　所以，胡秋原虽然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曾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却不是共产党人。他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思潮卷进来的。通俗地讲，就是赶时髦。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既难持久，又怀有强烈的个人爱好的色彩。他真正宗仰的马克思主义大师，既不是马恩，也不是列宁，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1986年，胡秋原曾经这样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普列汉诺夫来的，而他是反对他的徒弟列宁的，所以我从未相信‘马列主义’。我主张‘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由这种立场出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主张与自由主义结合，二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与党派利益挂钩。他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既不切实际，也不会长久。1935年，胡秋原作为共产国际中国部的客人，为中国共产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几个月后，他开始对苏联不满，使得他因此而怀疑社会主义，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49年，胡秋原去了香港，后转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等职。在台湾，他依然非常活跃。尤其引起关注的，是他与晚辈李敖围绕文化问题的学术大争论、法律大诉讼。其实，在反对台独、认同祖国统一上面，他与李敖是一致的，都是令人钦佩的爱国者。1988年9月，他毅然首访大陆，与李先念、邓颖超等共商国是，被李登辉之流开除国民党党籍。作为冲破重重阻挠第一位公开来访的台湾上层人士，他被人称为“海峡两岸破冰第一人”。据悉，胡秋原在史学、哲学、文艺理论等方面著述达两千余万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