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和边疆落户参加农业劳动的潮流。知识青年，一般指城镇中学毕业生，也包括少数大学毕业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中国独特的就业安排道路，也是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1962～1980年，共有1791．98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边疆，对中国城镇和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又长久的影响。

　　过程20多年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3年至1961年。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提出组织中学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意见，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由此揭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但这一阶段尚处于倡导和试点过程，主要是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安排知识青年回乡或下乡，重点是动员农村籍毕业生回乡生产。“一五”计划期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普及教育的发展，国家也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到195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有将近1．5万人。

　　第二阶段是1962年至1966年。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城镇人口的就业和生活都发生了困难。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定。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建设的决定，成为第一个指导上山下乡的文件。1962年至1966年，全国共有129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方式主要是个人安插到生产队落户，称为插队。经济形势好转后，上山下乡仍被作为缩小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长远事业进行下去。

　　第三阶段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头3年，大学、中专停止招生，经济停滞倒退使企业基本不招工。积压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累计400万人(称为“老三届”)，成为巨大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毕业的学生又被称为应当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必须参加体力劳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立即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热潮，毕业生几乎是整班、整年级地安排下去。1969年共有267万人到农村，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多的一年。安置方式主要有插队(包括集体和单独落户)、到军垦农场和地方农场及“五七干校”。陕西、山西、安徽等地区及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接纳人数最多的地方。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一项固定制度，每年都进行计划安排。从1967年到1976年，共有164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占20多年来上山下乡总数的92．3％。

　　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特点是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政治气氛和压力，成为一场运动，被宣传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加强思想改造”和“屯垦戍边”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当做判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基本标准。缓解就业压力的考虑在公开场合根本不被提及。上山下乡成为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

　　第四阶段是1977年至198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被否定，使国家和人民能够公开地正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运动造成的种种弊病。1978年3月，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办法。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1977年起，被安排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虽然还有24万人下乡，但前期下乡知识青年的90％以上，已经通过学校招生、参军、招工、照顾疾病困难等途径离开了农村。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发出文件明确指示今后安排毕业生能够不下乡的可以不下，实际上宣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殊的、复杂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因而其性质也是复杂的。

　　广大知识青年来到农村、边疆，用自己的宝贵年华为开发、振兴祖国的农村做出了贡献，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在一些不发达地区起到了传播文化、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且涌现出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正如胡耀邦在1979年所指出：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大批的知识青年失去继续升学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断层，使“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少培养100多万大专毕业生和200万以上的中专毕业生。另一方面，在上山下乡高潮阶段，由于缺乏系统、具体的安排，在农村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地方本来人多地少，经济不发达，缺少接受知识青年的经济环境，致使知识青年长年劳动后仍然生活困难，甚至不能解决口粮，社队和农场也亏损严重，加重了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的负担，国家不得不拿出大批资金来补贴。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并不适于大批人口垦殖，只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把知识青年集中在一起，以致长年亏损，改造自然也见效甚小，“文化大革命”后不得不予以解散。据统计，不包括木材、建房等物资及各企业提供资金，1962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付知识青年经费多达75．4亿元，大多数用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平均每人450元以上。还有的地方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知识青年照顾管理不善，甚至因坏人掌权，发生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对福建一个小学教员反映这些问题的来信作出复信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订一些政策和规划。周恩来就云南发生迫害知识青年的事件多次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处。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又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但是，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国家经济状况未能改善，上山下乡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路越走越窄。直到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开辟多种形式的就业渠道，上山下乡的产生原因和带来的弊病才得到根本消除。

　　推荐书目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北京，1996。

　　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