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坚决抗争。这一历史事件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称为“二月逆流”。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碰头会上，聂荣臻、徐向前等人面对全国夺权高潮造成的混乱局面，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的主张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斥责了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极端做法。

　　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活动提出尖锐批评，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责问道：“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2月16日，继续开碰头会，斗争更加激烈。谭震林指责张春桥等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纷纷发言，对任意批斗老干部的极端行为进行义正词严的批评。2月17日，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中，对江青作了严厉斥责，并表明自己要斗争到底的决心。16日散会后，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于当晚秘密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抢先向毛泽东作汇报，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异常严厉地批评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根据他的要求，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林彪、江青等人则更是歪曲事实，强加以“反党”、“二月逆流”等罪名，并在社会上鼓动造反派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停止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能。在196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江青等继续组织批判“二月逆流”、围攻参与抗争的老同志。

　　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后来逐渐有了改变。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提出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问题。指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正式平反。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