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两党两国之间原来长期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在60年代完全破裂。

　　50年代中后期，中苏分歧日渐明显，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中国本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求同存异，继续得到发展。但苏联领导人却公然违反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处理各国党的关系的准则，推行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甚至利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染指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中国，这使中苏关系受到严重伤害。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信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中苏共建一座长波电台，所需费用大部分由苏联负担，小部分由中国负担。对于这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中国方面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同年6月12日彭德怀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但坚持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主权是中国的。但苏方仍坚持在中国领土上由中苏共建和管理长波电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醒苏联领导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中苏在长波电台问题上的纠葛还未了结，苏联方面又进一步向中国提出了另一项无理的要求。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时，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建议：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这又是一个涉及中国主权的政治问题。同年7月22日，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关于中苏共建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推说那是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未经苏共中央讨论，关于建立共同舰队问题，赫鲁晓夫说是尤金大使没有准确地传达他的意思，因而造成了误会。但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中苏1957年签订的有关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核技术的协定。随后，中印之间发生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当时正值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赫鲁晓夫担心此事对他的美国之行不利，不顾中方一再劝阻，于1959年9月9日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了一个表面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声称这一事件“令人痛心”，并表示“遗憾”。这样就把中苏在一项重大对外事件中的不同立场暴露在世界面前，实际上是向美国送上了见面礼。赫鲁晓夫在访美结束后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在10月2日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内部会谈中，他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并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苏联为了本国的外交利益，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力图压中国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这给中苏关系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1960年6月，苏共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之机，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召开了一次社会主义各国党代表的会晤，借机对中国共产党搞突然袭击，进行围攻，指责中国共产党“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搞“纯粹民族主义”等。还指责中共是国际共运中的“宗派主义”、“假革命”。当中国共产党据理相争之后，苏联开始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同年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月刊和《苏中友好》杂志，7、8月间，苏联开始在中国新疆挑起边境纠纷。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并且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就于7月25日通知中方，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全部离开中国。苏联还单方面中止按协定应该派遣来中国工作的900多名专家。中国政府复照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但苏联政府一意孤行，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0多份专家合同，废除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这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个严重步骤。

　　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1960年夏天开始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破坏边界现状，干扰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通行，阻挠中国边防军的正常巡逻活动。尤其严重的是，1962年5月，苏联竟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地区策动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与此同时，苏联还迅速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军事援助，偏袒印度在中印边境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开始考虑防范苏联铤而走险，对华发动战争的问题。1964年，毛泽东先后在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等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毛泽东认为对此“我们要准备”。在此之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继续增兵，并与蒙古签订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所谓“友好合作条约”，对中国形成了战争威胁。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同年11月，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希望苏共新领导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能够改弦更张，放弃大党、大国主义的错误立场。但苏共新领导在对待国际共运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那一套，并且在1965年3月召开了赫鲁晓夫没有来得及召开的国际共运中的分裂会议，终于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从此不复存在。

　　中苏关系破裂，是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坚决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始成为独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苏、美、中大三角关系开始形成，由此促进了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