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中国进行的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对中国的阶级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状况等方面的错误判断，从防止“和平演变”的目标出发，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其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集中地反映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这些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其前期。在这一时期里，“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全面发动、全面夺权、“全面内战”以及建立革命委员会和部分恢复中共党组织生活等阶段。在发动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机构普遍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瘫痪，中央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总指挥部。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在各地煽动“打倒一切”。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引发了对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以至企事业单位的“夺权”。导致了1967年下半年的“全面内战”，使全国的动乱几乎达到失控的程度。但随后召开的中共九大却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央的地位。并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正在通过“斗批改”运动胜利地走向结束。从1969年4月至1976年10月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这场运动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走向全面的胜利，而是因其全局的错误而继续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1970～1971年，在中共九大上被确定为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为夺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叛国外逃，机坠人亡。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1972年间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以及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各种方针政策。虽然这两次整顿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和1975～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当成“复旧”和“右倾翻案”压制下去，但却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为最终结束这场动乱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加紧篡党，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同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却一直没有停止。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和发动初期，由彭真主持起草、经刘少奇、邓小平批准的《二月提纲》，以及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派出的工作组，都力图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缩小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对知识、文化和教育界的冲击。在196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激烈地反驳了中央文革小组进一步搞乱全国的主张。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领导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和军队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并产生了一些改革的思想萌芽。这两次整顿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整顿虽然都被压制下去，但却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多数人参与和被卷入运动，是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他们并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遭到程度不同的打击，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怀疑、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地下到公开、由自发到自觉，在1976年4月汇集成强大的抗议“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为最终结束动乱、打倒“四人帮”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东西，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被打倒的“走资派”，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数计的干部群众受到打击迫害，民主与法制被肆意践踏。它严重地败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声誉，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地禁锢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破坏，加大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和科学发展的距离，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发生原因和危害等间题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