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行的打退不法资本家进攻的斗争。
    1951年，政府继续通过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等方式，对私营工商业加以扶助，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一些资本家见利忘义，开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军需激增，一些私营工商业者，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努力支援战争，而是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五毒”)等手段牟取暴利。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发出来的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五反”斗争的指示。
    各地在斗争中揭发出许多严重问题。例如：武汉福华药棉厂经理李寅廷，用垃圾箱中甚至是死人衣服里的烂棉花为志愿军制作急救包；上海肉贩子张新根、徐苗新用坏肉充作好肉为志愿军制作罐头；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刘云生、厂长安景远在承制志愿军的食品中掺入了大量臭蛋；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在承制志愿军定货时，偷工减料严重，做出的铁锹、铁镐运到前线不能使用。
    群众出于激愤，产生了“打倒资产阶级”的情绪，致使几乎所有私营工商业者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一些私营企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工人因此失业或半失业，城市市民生活受到影响。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于2月27日发出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3月5日，毛泽东指示上海，“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同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通知说：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到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根据中央指示，各地运动步入正轨。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结束“五反”运动的指示，并强调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要求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令其退财补税，少数才予以罚款”。据北京、天津、上海、济南、武汉、广州、重庆、西安8个城市统计，涉及“五毒”的私营工商户467776户，其中严重违法户为11433户，占总违法户数的2．45％；完全违法户为2189户，占总违法户数的0．45％，合计占总违法户数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