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中苏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恶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当时中苏关系正常化有“三大障碍”， 即苏联在中国北部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军压境，武装侵入中国的西邻阿富汗，在中国南部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传递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苏联应主动解决影响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10月，中苏开始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政治磋商。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病逝，苏联决定15日举行葬礼。邓小平立即指示派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被称为“葬礼外交”。此后三年内，苏联又有两位领导人相继逝世，我国派万里副总理、李鹏副总理分别率政府代表团出席葬礼，保持了高层对话。1984年12月，以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华为开端，实现了两国副总理级官员的正式互访。但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却裹足不前。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邓小平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邓小平请罗马尼亚领导人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我可以破例。1986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表示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同时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正在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对苏方的这种反应，中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指出，它同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越柬问题使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进一步推动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中苏两国政府就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进行了长达7年、共12轮的政治磋商。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中苏政治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同中方达成谅解，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了前提。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同邓小平举行了高级会晤，破裂20多年的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