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５５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股冒进风的出现，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相当紧张和混乱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措施，及时地纠正了当时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从而使１９５６年的经济建设避免出现大的曲折，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１１月１６日至２４日，中央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批判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这两次会议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地急速发展，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速进行。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底提出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说，凡是办得到和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根据上述精神，《人民日报》于１９５６年元旦发表题为《为全面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提出了反对右倾保守的任务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反对“右倾保守”的巨大压力，要多快好省地办一切事业的要求，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号召，以及国家经济建设辉煌前景的鼓舞，使１９５６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膨胀了的空气更进一步膨胀起来。

　　１９５６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初步拟定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同１９５５年相比，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８．６％，农业中的粮食产量增长９％，棉花产量增长１８％，基本建设投资增长６０％左右。其他经济事业和科学、文化、卫生事业也要采取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本来，这些指标已经过高，可是在当时的形势压力下，各地各部门在制定各自计划和下达任务时又层层加码，纷纷把远景计划所规定的１２年或８年的任务，提前到５年甚至３年内完成。因此，指标越定越高，速度要求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搞越大。

　　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过大，１９５６年４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由于在生产、基本建设与物资供应之间不相适应，招致许多工地发生停工待料和不能按期开工。经济紧张状况另一方面的突出表现是：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忽视节约和忽视安全生产。有的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有的地方在基建工程中贪多求快，粗制滥造，结果导致厂房和宿舍的建筑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使用。有些厂矿不适当地强调一切“打破常规”，结果使事故增加，影响了工人的安全，也影响到生产和建设工程的正常进行。急躁冒进倾向在农业方面的表现是：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增产计划过大，片面地看重粮棉而忽视副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都过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对社员的干涉过多、要求过高，致使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其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上述情况的出现，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早在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０日，周恩来就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２月１０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１９５６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实施了“压一压”的方针。尽管经过压缩以后经国务院批准下达的《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还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但在压缩指标过程中明确提出的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为不久以后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１９５６年４月上旬经济建设中出现严峻形势后，国务院立即采取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以求平衡的应急措施。与此同时，周恩来、陈云等把主要精力开始放在反对急躁冒进上来。他同李富春、李先念就１９５６年的国家预算和起草１９５５年国家决算及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报告稿交换意见时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６月４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立即下马。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强调在党内只有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指出急躁情绪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提醒纠正急躁冒进的倾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并强调克服急躁冒进只是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偏向，而对党的“多快好省”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则“要坚决地加以执行”。１０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１９５７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明确指出：鉴于１９５６年度计划中某些项目过高，某些费用用得多了，１９５７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在某些方面作些适当压缩，确定基本建设投资为１１１亿元，比上年减少２０％，并且在国家机关中大力开展节约运动。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一股来势凶猛的盲目冒进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１９５５年夏季以来膨胀的炽热空气，开始压缩和冷却下来。这不仅使１９５６年的经济建设避免了大的曲折，并取得了重大进展（据统计，１９５６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２８．１％，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６２％，是“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而且为１９５７年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