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继续大力调整国民经济，进一步分析了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研究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强调工农业都要退够。在农业恢复过程中，一部分省区出现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安徽省有85％的生产队采用这个办法。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办法；个别地区也有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很注意农村的经营管理问题，主张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实行包工，大活分地片包到组，零散小活包到人。刘少奇、邓小平都表示支持这种主张。生产责任制对生产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中共中央在调整经济的同时，还注意调整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革命知识分子之冕），给一部分右派分子摘帽子，给“反右倾”中错批错斗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等。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向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申诉信（通称“八万言书”），以便澄清庐山会议加给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里通外国”的罪名。这个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有了某些激化的情况， 1962年4月16日苏联策动诱骗新疆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余人逃往苏联，5月25日又制造伊犁暴乱事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军队非法越过中印边界侵犯我西藏、新疆边境，社会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利用经济困难进行犯罪活动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先后在北戴河、北京开了两个月工作会议，之后十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对国内外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了会议主题。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并决定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被认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在会后不久即被撤消。这些错误的批判和组织措施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恢复起来的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再次遭到破坏。

　　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毛泽东还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号召。

　　八届十中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21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书记处书记，同时决定撤消黄克诚、谭政两同志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反右倾”斗争给经济工作带来的干扰，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在会上提出了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全会结束后，继续按原计划调整国民经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还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