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之间展开了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旷日持久，历时十年，又称“十年论战”。

　　1960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以及苏共影响、控制下的一些共产党发表许多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1962年4月至5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连续发表7篇文章，答复和反驳受苏共影响而对中国加以指责的一些共产党。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出苏共领导人，同时对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有相当的限制。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拟定的“三和”、“两全”、“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指出：中苏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是对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分歧。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分歧。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分歧。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分歧。这使得赫鲁晓夫极为不满。

　　1963年7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攻击，并且在国内各大报刊展开了对中共的攻击，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苏方毫无诚意，于7月14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说明真象，辨明是非，不得不详加答辩。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和中共党史上一个十分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论战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强化了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思想，与旨在完成“反修防修”任务的“文化大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中苏论战当事人之一邓小平评价这段历史时说：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都是苏共。 “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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